Natsumi的任性園地

 http://jb.sznews.com/html/2010-12/05/content_1345188.htm　(上圖引用自網頁內照片再重新編排)

寫詩最怕的，是被別人知道我寫詩，那是會被嘲笑的事，我寫了很多詩，換了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這是我養成的一個紀律，一個習慣。

臺灣的政治新聞看起來很熱鬧，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些熱鬧的事情是重複的，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錯誤，同樣討人厭的事，反複出現，寫這種文章是最痛苦的。

我不怕任何東西，你給我再陌生的東西，我都認為我可以透過書本來學習，我不擔心，我不怕，這個我倒是覺得對別人有點意義。

大陸作家在臺灣相對沒有影響，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可以自由到大陸來，所以他們對大陸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陸人還沒有去到臺灣，他們對臺灣就比較好奇。

隨著兩岸文化交流的增進，越來越多臺灣作家的作品被引進大陸出版。在尚未被引進的作家中，楊照，無疑是最值得關注的一位。

楊照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作家。他的小說、散文，不僅多次獲得過臺灣的多個文學大獎，尤其以他的“百年荒蕪”系列引人關注。他曾提出以20世紀為經緯，給每一個年份寫下一篇短篇小說，用100篇小說勾勒出臺灣一百年間的歷史面貌。

他是一位勤奮且負有使命感的評論者。自1991年出版第一本評論集《流離觀點》以來，他已經出版了《異議筆記》、《臨界點上的思索》、《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等評論文集。

他還是一位用功又頗有心得的讀書人。他不僅現在仍在電台做著一檔讀書節目，他的《還原演化論：重讀達爾文<物種起源>》、《頹廢、壓抑與升華：重讀<夢的解析>》也為讀書人所愛。他說，他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他年輕時候養成的讀書習慣。

3部長篇小說，9部中短篇小說集，7本散文集，以及20多本評論集……不僅數量可觀，楊照的幾乎每一本書都受到他的“粉絲們”的喜愛，他的“粉絲”在深圳及大陸正變得越來越多。對於他們來說，楊照“是如何煉成的”，這似乎是一個謎。趁楊照上月末來深圳出席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評選活動之機，晶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筆名背後是荒謬的政治

晶報：在網上見到你的多個頭銜，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政論家，這麼多的角色你自己最看重哪一個？

楊照：我基本上把自己看作一個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寫小說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認定寫小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牽涉到太多事情，牽涉到一個漫長的、像學徒一樣的過程，牽涉到你對整個生命、世界的看法，你需要不斷地去琢磨你的記憶。

我雖然認定自己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但有兩件事情讓我不可能做一個只專註於寫小說的人：第一，寫小說非常漫長，你急不來，大概你也寫不多，而且寫小說這件事真的有點奇怪，如果你只幹這件事其實反而是做不好的，寫小說需要太多的其他東西；第二，更現實的是，寫小說養不活自己，更不要說養活家人。寫小說對我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另外做了很多雜事，一方面那是工作，另一方面多多少少還是累積、磨練，所以我必須承認這麽多年我做了不少雜事。

晶報：很多人都是先透過“雜事”來了解你的。

楊照：對，很少人透過小說來認識我，這是我現在比較遺憾的事情，但還好。

晶報：楊照是你的筆名，最初開始寫作就用這個筆名嗎？

楊照：不是。這個筆名其實來得很容易，我開始學習寫作是在中學，寫的是詩，詩人基本上都是有筆名的，臺灣的現代詩是從西方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來的，浪漫主義有一個信念，寫詩這件事是跟現實生活分開的，作為一個詩人，你是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里面，把看到的、想到的、所感覺到的東西，化成一種基於那個世界的語言寫出來。相信那個年代的詩人除了余光中外，大家都有筆名，所以寫詩一定要取筆名。寫詩最怕的，是被別人知道我寫詩，那是會被嘲笑的事，我寫了很多詩，換了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後來到了20歲時，我明確知道我不會寫詩，我的詩寫得不好，我就開始寫小說。

22歲大學畢業要服兩年兵役，我在臺灣軍中看到很多荒謬的事，那是一個最封閉的系統，充滿了狗屁事，加上那時有很多挑戰禁忌的刊物，我開始寫一系列的作品，叫做“軍旅雜記”，當然不能用真名發表。我知道這是犯禁忌的，每次發表就換不同的名字，讓他們找不到我。不過臺灣當時的情報系統蠻厲害，我第二次發表時就被他們抓到了，我用的筆名剛好是楊照。我被他們約談，那個時候臺灣的環境畢竟不一樣了，他們用各種方式恐嚇我，我這個人也有這種個性——幾十年來證明是個壞習慣——你既然找到我了，我不會因為你找到我了就不寫，既然你找到我，我沒必要再改筆名，我有一種賭氣的性質，以後的筆名都用楊照，就這樣沿用下來。這個筆名本來沒有特別用意，至少不是為了寫作而特別想的，只是我眾多筆名中的一個，但是我想我有特別的理由偏好這個筆名。

我寫的小說很難發表

晶報：你曾經提出過一個宏大的創作計劃叫“百年荒蕪系列”，要用100篇小說書寫20世紀的100年，每年一篇小說，我覺得這想法很值得註意，不知道這個計劃進行得怎麽樣了？

楊照：正在進行，已經進行八年了；寫了八年，非宏大不可。對我來講，它是這幾年來最有意義的事。開始時打算寫一百篇短篇小說，頂多有幾部中篇小說，但一旦開筆寫了，有些東西就沒辦法控制，所以寫了八年還沒寫完，里面的長短跟我的想象差很遠，現在最長的一篇有30多萬字，變成長篇了，最短的只有6000余字。

其中只有七八篇發表了，後來寫的很多沒有發表，這幾年寫的我完全不發表，因為它很難發表也很難出版。一方面是因為這一百篇小說各自獨立，但是它有個時間順序；另外，它中間彼此有關係，前面的角色可能到後面會出現，甚至他們可能在不同年份去談同一件事情，但談法不一樣，類似這樣，它有它錯雜的東西。我之前曾把7篇作品收入一個集子，叫《背過身的瞬間》，可是後來我又覺得出版形式不對，因為不是我原來所想像的樣子。我寫的時候不是按著年份連續寫的，但我希望出版的時候是按著年份，按年份的話又有長有短，比如寫到1966年，突然跑出個30萬字的長篇，現在我沒辦法去想出版問題，反正蒙著頭去寫，寫完了再說。

晶報：在你說的寫小說和“雜事”之間，比如你現在做的很多工作屬於新聞範疇，在新聞和文學之間，你怎樣去保持一種平衡？

楊照：還好，就是慢慢訓練自己養成習慣。像你的第一個問題我為什麼回答得那麼直接，因為這些年來我想得太多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寫小說這件事，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這些年來我養成的一個習慣就是，我寫小說一定是每天寫，不間斷，包括來深圳。不管發生什麽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這是我養成的一個紀律，一個習慣。它最大的好處，一是小說這件事情你永遠都在想，二是一種很好的訓練，200字、300字我也寫，800字、1000字也寫。你今天寫，到了明天可能不是這麼回事，比如我停筆的時候我肯定會想，我明天要怎麼寫下去，可是明天會發生明天的事，可能我明天來到深圳，看到什麽，我突然覺得不對，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寫，那樣很可能影響我昨天寫的，前天寫的，這樣一邊寫一邊改下來，每天的生活經驗會進到小說裡，影響小說。

講到平衡，最簡單的平衡是，寫小說是我的休息。工作這些雜事，坦白說，尤其是新聞裡面其實有很多我不喜歡的、難以忍受的事情，臺灣的政治新聞看起來很熱鬧，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些熱鬧的事情是重複的，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錯誤，同樣討人厭的事，反覆出現，寫這種文章是最痛苦的。寫小說我一定是每次都寫不一樣的事，搞新聞不可以，每一天你都在做同樣的事，所以我厭煩得不得了，通常開編采會、報題目的時候，我就皺眉頭，因為我知道這題目非做不可，但這些題目對我來講沒有一條是新鮮的。坐在電腦前，必須交政治評論稿的時候，不是說不知道要寫什麼，我是太清楚要寫什麼了，我馬上想到，這個我寫過八次了，這個我寫過無數次了，厭煩得不得了。這種時候，我只有安慰自己說，沒關系，把這些狗屁事弄完了，等一下就可以寫小說了。開會的時候我就想，我的小說昨天寫到哪了，今天怎麼寫，這樣，日子就會好過一些。

晶報：寫小說是你對自己的一種獎賞。

楊照：是啊，這就是為什麼我每天非寫小說不可。

書本給我很大的力量

晶報：你涉足過很多行當，做過出版，做過雜誌，做過廣播、電視，從一個行當跨入到另一個行當，對一個人來說這個要求挺高的。

楊照：這其實不是好事，基本上我是沒有耐心的人，我不耐煩做重複的事，我不耐煩做已經會的事，所以，如果有人來告訴我說，我可以去做一件從沒做過的事，我多數會同意，這其實是個毛病，我不覺得這是個成就。

晶報：我覺得你做了太多的事，又做得很不錯，要做成點事都要付出才氣和力氣，你覺得在自己的付出中兩者的比例是怎樣的？

楊照：對我來講，我倒寧可說，這不是才氣力氣，勇氣更重要，我膽子大，不怕失敗。我覺得這是個習慣問題，在我來講，因為從小養成讀書的習慣，我讀書的範圍非常廣，所以我不怕任何東西，你給我再陌生的東西，我都認為我可以透過書本來學習，我不擔心，我不怕，這個我倒是覺得對別人有點意義。我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我年輕時候養成的讀書的習慣，借由讀書我可以接觸到那麼多的東西，我相信書本可以給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的最大成分是勇氣，勇氣背後是我養成的習慣。

我表面上看起來做很多事，但我有自己的分寸，比如時間的分配，我從來不覺得一個人應該或者有權利耗費太多的時間在工作上，因為有別的事情是重要的，比如家人。因此，我必須找出可以快速做完事情的方法。

晶報：提高做事情的效率，把那些需要應付的事情飛速地處理完？

楊照：坦白說，我可以很快地把它處理完，我不太管很多細節，我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除了我的小說，其它東西我不追求完美。

高中生活很奇特

晶報：你剛才說到自小養成的習慣很重要，高中階段對你的影響是不是很大？這個階段有什麽事情發生嗎？

楊照：是最大的。我有一本書叫《迷路的詩》，是寫高中生活的。那是一個很奇特的環境，我上高中是1978年到1981年，編校刊是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學校很看重幾個社團，比如說校刊社有工假，可以占用上課的時間，我進高一時學校把工假從每學期的二分之一削減到三分之一，你想想二分之一的時間可以不上課，那是一種多麽特別的經驗！我非常感激那個奇怪的環境，現在想想，完全不可思議！事實上我幾乎整個學期沒進教室幾次，我可以把所有精力拿來編一本校刊。

我說過，我還蠻了不起，十幾歲編了第一本刊物，發行量是一萬份，當時全校有7000多學生，我們的發行量是一萬份。包括去找印刷廠，找打字行、設計，和印刷廠簽合約，全部是我們學生自己去。我十幾歲的時候簽了第一個合約，當然後面還有老師、有學校蓋章，當時一期的印刷費要24萬新臺幣，我簽了，這個數額很大，當時我們家賣了舊房子，一幢樓才賣了50多萬。我現在想，真不可思議，當時那些老師到底怎麽了，那麽信任我們！那幾年中我感受到，人家信任你，沒把你當小孩，那你怎麽辦？那是個很好的人生成長經驗。

晶報：當時你在校刊裡的角色是什麽？

楊照：一個學期出一本校刊，高二下學期我當社長兼主編，等於總負責人，那一期是我編的。那一期出了好多事情，我們那代人都還記得，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校刊中有一個專欄叫“逍遙遊”，登了一篇文章，我有個同學才氣好得不得了，他模仿莊子的筆法，從“北溟有魚”寫起，寫莊子發生了什麽事，送審的時候，老師一看，學生用古文寫了一個莊子的故事，寫得很好。其實不是那麽一回事，排版以後，最上面的一行字橫著連起來，就是“北一女的新書包沒水準”。我們學校叫建國中學，北一女中是臺北第一女子學校，這是臺灣當時最好的兩個學校。後來很多人傳說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我一直澄清，那文章不是我寫的，但這件事是我們共同商量的，校刊出刊那一天是周六，當時周六還上課，校刊一早發出去，到第一堂課下課時就被學校發現了。學校里的教官全急了，學校馬上下令把發出去的校刊全部收回，然後叫我們在校刊社一本一本把那一頁撕掉，什麽時候撕完，什麽時候放學。但是消息走漏了，有人偷偷地把那頁撕了才交回來，我們趕快把還沒有發的校刊藏起來，有人真的拿去賣錢，變成那一年最值錢的東西。更誇張的是，學校旁邊有個影印店，跟北一女學校旁邊的影印店，都買得到那一頁校刊的影印件，好多學生就跑去買。

晶報：你們怎麽會想到做這樣的事？

楊照：事情的背景是，北一女學校在我高二那年換了書包，原來書包是很有傳統的帆布書包，卡其色的，上面寫著“北一女”三個字，她們那年把書包換成綠色，校名也換了別的字體，我們當時覺得很可笑，所以就跟她們開個玩笑。這在學校看來當然是大事，我們兩個學校關系很友好，校長緊張得不行，就要處理我們。老師問我是誰寫的，我說是我，從頭到尾都是我，跟他們無關。教官很兇，我比他還兇，有一個教官很生氣，要給我處分，訓導主任年紀大，是一個老狐貍，他覺得不對勁，可能認為這個小孩一定有什麽背景，他覺得小孩子遇到這樣的事情嚇都嚇死了，不可能有這種態度，一定有什麽黨政軍背景，跑去查我資料，他們註意到了我爸的名字，他的名字最大的特征是怪，他叫李楸椐，大概是認為我有軍方背景，誤打誤撞就這樣逃過了。

後來更有趣，當年12月6日我們校慶，北一女校長來了，點名要見我。她姓鄧，去見她我也很緊張。鄧校長就問我，你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我突然間變得很乖的樣子，就跟她解釋說，我們其實真的是打抱不平，不幹我們的事，是因為你們學校裡面有我們認識的同學覺得很不光彩，好好的一個書包就這麽換了，破壞了傳統，然後就東講西講，傳統有多好，我們都要珍惜傳統。鄧校長沒生氣，拍拍我的手，說：“你這小孩不錯，聰明，我沒生氣。”第二年，北一女的書包就改回去了。

晶報：這個校長真的不錯。

楊照：那個時代我還碰到不少非常難得的長輩，我高中真是一個幸運的年代，影響我最大的老師都不是在學習上。我高一的國文老師寫小說，我上學的前一年夏天，他出了一本小說集；高二剛開學，全臺灣最大的小說獎揭曉，打開報紙一看，得獎的是我的英文老師；我高二的數學老師也寫小說，是比上兩位更有名的的小說家，筆名叫子於，他姓付，付老師數學教得很差，但我們都很喜歡他。高二時還發生了一件事，臺北市教育局有中學運動會，高一高二所有的人要去跳大會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麽愚蠢地排在那裡，第一天放學要留下來練習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在教室門口氣得不得了，付老師剛從隔壁班下課走過，我們逮到機會就跟他抱怨，說不想去。他人很好，那次卻大發脾氣，跟我們五個人說，“你走啊，你若不喜歡，你現在就翹課，現在就走。”我們背了書包，就走了，因為編隊的時候沒把我們編下去，後來都不用去了。後來，我很理解付老師在生什麽氣，付老師在生氣說，你們要學會自己負責，不要那麼多抱怨，你的抱怨其實只是最後推卸責任。付老師的話真的對我印象太深了，就是說，一生當中，你不要有那麽多不得已的借口，你必須要確定這件事情你本來有多少權利，你要付出多少代價，你要自己算清楚，自己想清楚，這件事30年來我沒忘記過。

晶報：你從中領悟到一種人生經驗。

楊照：很重要的經驗，今天到任何一個地方跟年輕人講話，我都會講這一段，因為太多太多的事情在高中發生，讓我確定了我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華文文學才最理想

晶報：說到兩岸的文學創作，似乎有一個現象：臺灣作家進軍大陸的非常多，勢頭不可阻擋，大陸作家進軍臺灣的好像比較少，兩岸文學的交流好像不太平衡。

楊照：這是時代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形完全相反，那時候你們應該對臺灣作家可能都不太認識，可是那時候很多大陸作家突然之間就是臺灣最熱的，基本上把所有臺灣作家都趕到旁邊去了，阿城、韓少功、莫言，還有王安憶，都是那時候進來的。那時大陸作家對我來講完全是新鮮的，臺灣作家對大陸多少也有點是這樣，我真的不認為能進入大陸是因為港臺作家比較優秀。對大陸的讀者來說，港臺，尤其是臺灣作家，寫作的方法跟關心的事情完全不一樣，所以有吸引力，大陸作家在臺灣相對沒有影響，還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可以自由到大陸來，所以他們對大陸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陸人還沒有去到臺灣，所以對臺灣更好奇，我是這樣理解的。

晶報：你怎樣看待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在內的整個華語文學圈的未來？

楊照：現在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時刻，我們正在打造華文的文學圈，這是過去其實不存在的，並不是說我們都有彼此讀得懂的語言，它就自然有華語文學圈。華語文學圈正在打造，因此我不能講它未來會怎麽樣，我只能說，我們要鼓勵充分地、自由地交流，讓任何一個地方的華文作者的東西都可以被交流到別的地方，這個圈子裡的人可以自由地讀到，但是希望在這個自由的平臺上，每一個區域可以維持它自己的特色，要不然就不好玩了，要有很多不同的華文文學，這才最理想。

就像今天的英語文學，英語文學圈其實到了20世紀後期才慢慢建立起來，今天就非常明確，比如每一次布克獎頒獎，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純正的英國風味的小說，還一定有來自前殖民地，印度、澳洲的作品，還有美國，這些作品你即使透過翻譯，打開來仍然知道它不一樣。印度小說家寫的英語小說跟英國小說家寫的小說就是不一樣，很不相同。這是我的理想。

晶報記者 莊向陽 實習生 吳燕雲/采寫   張定平/攝影

楊照

本名李明駿，出生於1963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東亞史碩士，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資深新聞人。曾獲臺灣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吳三連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吳魯芹散文獎多個文學獎項。

作品有長篇小說《大愛》、《暗巷迷夜》、《吹薩克斯風的革命者》等3部；中短篇小說集有《蓮花落》、《紅顏》、《百年荒蕪系列之一：背過身的瞬間》等9部；散文集有《迷路的詩》、《悲歡球場》、《新世紀散文家：楊照精選集》等7部；文學文化評論集有《流離觀點》、《異議筆記》、《臨界點上的思索》等20多部。其中，《暗巷迷夜》1995年獲選為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象：戰後文學散論》1996年獲選為聯合報讀書人版年度好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