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sumi的任性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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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是十九世紀最富象徵意義的罪惡行為，一如肺結核是十九世紀最富象徵意義的病症。

肺結核和鴉片，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得了肺癆的人，和吸了鴉片的人一樣，都失去了活力、失去了鬥志，失去了向外冒險進取的動能。

得了肺結核的人，需要遠離世人，遠離城市生活，到偏僻荒涼的鄉間，甚至高山上治病。抽鴉片的人，則是躲在暗無天日，看不到陽光、聽不到街市喧嚷聲響的「地下」空間裡，才能獲得充分的輕鬆與享受。

而十九世紀的歐洲，正是海洋大發現以來，帝國主義的最高峰，也是踴躍向外尋索追求的「浮士德」精神最昂揚的時代。十九世紀的西方，人們被歷史力量推著走向冒險、征服、探測，擴張的衝動不只是成就來源，還成了道德要求。安靜、退縮的生活，被視為不正常、不道德的。

最大、最不可原諒的錯誤，就是懶散與病弱。十九世紀中期以降，「社會達爾文主義」興起，有更多嚴厲指責加諸懶散與病弱了－－不進取、不能在競爭中勝出的個體，註定要被淘汰，還有可能拖累社會國家民族，害別人一起在進化過程中遭到淘汰。

肺結核病和吸食鴉片，同樣使人病弱、懶散。但是，肺結核病和吸食鴉片，卻又都讓人的神經感官，變得纖細敏感，讓人感受到自我內在許多前所未有的知覺與幻覺。

肺結核和吸食鴉片，一方面是最大、最深的罪惡，另一方面卻又是那個外向時代，最難得最迷人的逃避。

從外在世界逃進一個神秘的內在世界；從令人疲憊的競爭世界，逃進一個虛懸漂浮的休息世界；從一個朗朗乾坤、人擠人的熱鬧世界，逃進一個輕聲細語、彷彿杳無人影的鬼魅世界。

肺結核病和吸食鴉片，是那個時代的集體潛意識，被壓抑著、卻不可能被取消，相反地，愈被壓抑，愈顯出其巨大的誘惑來。

尤其是鴉片。一種罪的誘惑、一種逃避的誘惑，更是一種在自己內在發現「異己」的誘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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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大詩人柯立芝（Samuel Taylor Coleridge）吸食鴉片後昏昏入睡，夢中得數百行長詩〈忽必烈汗〉，夢醒急記之，寫完序章，後面詩篇已茫然不可復得了。這段文學史上的故事，幾經傳誦，在那個佛洛伊德及其潛意識理論尚未問世的時代，人們最感興趣的問題正是：到底是柯立芝還是鴉片寫了那首詩？沒有柯立芝，鴉片固然不可能自己寫詩，可是如果沒有鴉片，柯立芝大概也夢不到大汗帳幕裡去吧！

另外一位嗜用鴉片的詩人，是波特萊爾（Charles Baudelaire），他開創詩史新紀元的詩集，題名為《惡之華》。惡，罪惡、敗德、醜陋，內在卻隱藏著華麗絢爛如花的美妙性質。惡與華美，兩項世俗概念裡徹底對反的東西，互相滲透互相結合，刺激出了前所未有的感官意義。

「惡之華」，貼切描述了波特萊爾所處的巴黎，也可以挪用來貼切描述西方人的鴉片經驗。罪惡、敗德、醜陋，但同時有充滿種種華麗的聯想。

鴉片的華麗之美，一部分正來自於中國所散發的異國情調。中國這麼大，這麼古老，卻又這麼衰敗無力。衰敗無力的現實，使得中國的大，大得病態；中國的古老，古老得病態。

中國不只是表面上，樣樣與西方相異。似乎連生命本身，中國都可以和西方逆反。西方的生命是要熱熱嘈嘩地過的，中國的生命，卻可以理所當然地，在黑暗煙霧中理所當然地走向死滅。

這種東方主義的想像，讓中國近代知識份子痛苦不堪，想方設法要強種強國，要擺脫「東亞病夫」的惡名。這種東方主義刻板印象，讓許多西方帝國主義者理直氣壯，摩拳擦掌，要打倒中國、滅亡中國。然而這種東方主義想像，卻也讓部分不能再忍受「浮士德」式精神張力的人，迷戀中國。迷戀中國從鴉片煙霧中浮現出的死亡頹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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鴉片的華麗之美，還有一部分來自吸食鴉片所牽涉的複雜儀式。鴉片不只是鴉片，意思是，鴉片不只是罌粟成分提煉出的生理效果而已。

鴉片的複雜成分，可以摻雜在很多不同東西裡。十九世紀歐美江湖郎中叫賣的「萬靈藥水」，其中主要成分就是鴉片。鴉片的確可以止咳、止痛、止瀉，好用得很。但是喝那樣的「萬靈藥水」，豈能引發任何想像？又能有多少象徵與隱喻，附麗其上？

除了治病以外，鴉片也有具體放鬆神經、舒緩精神緊張的效果。在這方面，鴉片幾乎就是百年前的「百憂解」，大有助於解決憂鬱相關病徵。可是現在吃「百憂解」的人，不可能有像當年吸鴉片的人，那麼全面而豐富的經驗。

「百憂解」藥丸，方便得很。放進口中配水服下，不過一秒鐘時間，正因為方便，於是現代人和「百憂解」之間，每天就只有「一秒鐘」的接觸關係。「百憂解」只在這一秒鐘內介入現代人的生活，一秒之後，人又回到原來的生活軌跡上，繼續過那不得不過、製造憂鬱的生活。

鴉片不然。鴉片一定要在臥榻上，等僕從將種種煙具準備妥當，揉土裝煙點燈發泡，然後才先淺吸再深吸，那舒坦慵懶的感覺湧上來，疲乏無力的身體卻帶著熱熱的汗意，因為肉體放鬆了，感官卻變得分外敏銳……

這不見得是中國人吸食鴉片的典型實況，卻在西方人想像中建立得牢不可破。吸鴉片，意味著在那隔絕封閉的空間裡，好整以暇經歷那緩慢的儀式性過程，於是，空間的改變轉化而為時間的改變，西方式的時間，在吸食鴉片的剎那，就被異質的「中國時間」給取代了，或者應該說，踴躍向前的西方時間，就被鴉片給克服了、超越了。

芭芭拉˙霍奇森在《鴉片》書中，引用了亞瑟˙西蒙（Arthur Symons）的詩，詩中如是描述：

我陷溺在甜美如
香水的柔和音樂，甜蜜的金光
伴著聽得見的美妙氣味，
以永恆的壽衣包覆著我。
時光不再。我駐足但也逃離。
百萬年的歲月如夜般圍繞著我。
我汲取百萬年的喜悅。
將未來存入記憶。──〈鴉片煙客〉

如果吸鴉片真是敗德罪惡，那這種敗德多麼迷人！在鴉片中，人超越了時間，混淆了過去與未來，讓未發生甚至不會發生的事，進入記憶被封存起來；人還混淆了感官，氣味可以透過聽覺領受，那麼音樂應該也可以具體看見了！

這些經驗，和鴉片的異國情調、鴉片的漫長儀式，離不了關係。事實上，進入二十世紀，鴉片沒落的原因，除了反毒者的宣傳、政府大力取締之外，還有就是現代人無法閒散地待在鴉片間裡慢慢享受鴉片，許多可供快速享用的毒品紛紛起而代之，嗎啡、古柯鹼、海洛因……。這些，都有製造幻覺的功效，卻都不再有鴉片那種繁瑣儀式帶來的華麗感官錯亂了。

鴉片當然屬於一個逝去的時代。作為十九世紀最富象徵、隱喻意義的敗德習慣，鴉片必然黏附了許多十九世紀的時代性、歷史性。
我們過去熟悉的，是「富國強兵」民族啟蒙意識下的鴉片形象。鴉片不只是腐蝕中國社會的惡毒，而且還是中國文化最愚昧最不堪一面的表現。吸鴉片的人墮落敗德、人格低下，是中國的恥辱，更是中國的罪人。

難得的是，今天我們可以透過霍奇森的圖文書，換從西方角度，重新省視鴉片。我們會看到鴉片所代表的不同文化隱喻，我們應該還能從鴉片的隱喻，看到那複雜的西方十九世紀文明面貌。

收錄：鴉片：黑色迷霧中的極樂天堂

■精采內文試閱【導讀／楊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