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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照: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5.jpg 

 http://jb.sznews.com/html/2010-12/05/content_1345188.htm (上圖引用自網頁內照片再重新編排)

寫詩最怕的,是被別人知道我寫詩,那是會被嘲笑的事,我寫了很多詩,換了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這是我養成的一個紀律,一個習慣。

臺灣的政治新聞看起來很熱鬧,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些熱鬧的事情是重複的,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錯誤,同樣討人厭的事,反複出現,寫這種文章是最痛苦的。

我不怕任何東西,你給我再陌生的東西,我都認為我可以透過書本來學習,我不擔心,我不怕,這個我倒是覺得對別人有點意義。

大陸作家在臺灣相對沒有影響,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可以自由到大陸來,所以他們對大陸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陸人還沒有去到臺灣,他們對臺灣就比較好奇。

隨著兩岸文化交流的增進,越來越多臺灣作家的作品被引進大陸出版。在尚未被引進的作家中,楊照,無疑是最值得關注的一位。

楊照是一個充滿理想主義情懷的作家。他的小說、散文,不僅多次獲得過臺灣的多個文學大獎,尤其以他的“百年荒蕪”系列引人關注。他曾提出以20世紀為經緯,給每一個年份寫下一篇短篇小說,用100篇小說勾勒出臺灣一百年間的歷史面貌。

他是一位勤奮且負有使命感的評論者。自1991年出版第一本評論集《流離觀點》以來,他已經出版了《異議筆記》、《臨界點上的思索》、《如何做一個正直的人》等評論文集。

他還是一位用功又頗有心得的讀書人。他不僅現在仍在電台做著一檔讀書節目,他的《還原演化論:重讀達爾文<物種起源>》、《頹廢、壓抑與升華:重讀<夢的解析>》也為讀書人所愛。他說,他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他年輕時候養成的讀書習慣。

3部長篇小說,9部中短篇小說集,7本散文集,以及20多本評論集……不僅數量可觀,楊照的幾乎每一本書都受到他的“粉絲們”的喜愛,他的“粉絲”在深圳及大陸正變得越來越多。對於他們來說,楊照“是如何煉成的”,這似乎是一個謎。趁楊照上月末來深圳出席深圳讀書月“年度十大好書”評選活動之機,晶報記者對他進行了專訪。

 

不管發生什麼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

筆名背後是荒謬的政治

晶報:在網上見到你的多個頭銜,詩人、小說家、文學評論家、政論家,這麼多的角色你自己最看重哪一個?

楊照:我基本上把自己看作一個做了很多雜事的寫小說的人,寫小說是我非做不可的事情,我從很年輕的時候就認定寫小說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它牽涉到太多事情,牽涉到一個漫長的、像學徒一樣的過程,牽涉到你對整個生命、世界的看法,你需要不斷地去琢磨你的記憶。

我雖然認定自己是一個寫小說的人,但有兩件事情讓我不可能做一個只專註於寫小說的人:第一,寫小說非常漫長,你急不來,大概你也寫不多,而且寫小說這件事真的有點奇怪,如果你只幹這件事其實反而是做不好的,寫小說需要太多的其他東西;第二,更現實的是,寫小說養不活自己,更不要說養活家人。寫小說對我是最重要的事情,可是我另外做了很多雜事,一方面那是工作,另一方面多多少少還是累積、磨練,所以我必須承認這麽多年我做了不少雜事。

晶報:很多人都是先透過“雜事”來了解你的。

楊照:對,很少人透過小說來認識我,這是我現在比較遺憾的事情,但還好。

晶報:楊照是你的筆名,最初開始寫作就用這個筆名嗎?

楊照:不是。這個筆名其實來得很容易,我開始學習寫作是在中學,寫的是詩,詩人基本上都是有筆名的,臺灣的現代詩是從西方浪漫主義的詩歌傳統來的,浪漫主義有一個信念,寫詩這件事是跟現實生活分開的,作為一個詩人,你是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里面,把看到的、想到的、所感覺到的東西,化成一種基於那個世界的語言寫出來。相信那個年代的詩人除了余光中外,大家都有筆名,所以寫詩一定要取筆名。寫詩最怕的,是被別人知道我寫詩,那是會被嘲笑的事,我寫了很多詩,換了各種不同的筆名發表。後來到了20歲時,我明確知道我不會寫詩,我的詩寫得不好,我就開始寫小說。

22歲大學畢業要服兩年兵役,我在臺灣軍中看到很多荒謬的事,那是一個最封閉的系統,充滿了狗屁事,加上那時有很多挑戰禁忌的刊物,我開始寫一系列的作品,叫做“軍旅雜記”,當然不能用真名發表。我知道這是犯禁忌的,每次發表就換不同的名字,讓他們找不到我。不過臺灣當時的情報系統蠻厲害,我第二次發表時就被他們抓到了,我用的筆名剛好是楊照。我被他們約談,那個時候臺灣的環境畢竟不一樣了,他們用各種方式恐嚇我,我這個人也有這種個性——幾十年來證明是個壞習慣——你既然找到我了,我不會因為你找到我了就不寫,既然你找到我,我沒必要再改筆名,我有一種賭氣的性質,以後的筆名都用楊照,就這樣沿用下來。這個筆名本來沒有特別用意,至少不是為了寫作而特別想的,只是我眾多筆名中的一個,但是我想我有特別的理由偏好這個筆名。

我寫的小說很難發表

晶報:你曾經提出過一個宏大的創作計劃叫“百年荒蕪系列”,要用100篇小說書寫20世紀的100年,每年一篇小說,我覺得這想法很值得註意,不知道這個計劃進行得怎麽樣了?

楊照:正在進行,已經進行八年了;寫了八年,非宏大不可。對我來講,它是這幾年來最有意義的事。開始時打算寫一百篇短篇小說,頂多有幾部中篇小說,但一旦開筆寫了,有些東西就沒辦法控制,所以寫了八年還沒寫完,里面的長短跟我的想象差很遠,現在最長的一篇有30多萬字,變成長篇了,最短的只有6000余字。

其中只有七八篇發表了,後來寫的很多沒有發表,這幾年寫的我完全不發表,因為它很難發表也很難出版。一方面是因為這一百篇小說各自獨立,但是它有個時間順序;另外,它中間彼此有關係,前面的角色可能到後面會出現,甚至他們可能在不同年份去談同一件事情,但談法不一樣,類似這樣,它有它錯雜的東西。我之前曾把7篇作品收入一個集子,叫《背過身的瞬間》,可是後來我又覺得出版形式不對,因為不是我原來所想像的樣子。我寫的時候不是按著年份連續寫的,但我希望出版的時候是按著年份,按年份的話又有長有短,比如寫到1966年,突然跑出個30萬字的長篇,現在我沒辦法去想出版問題,反正蒙著頭去寫,寫完了再說。

晶報:在你說的寫小說和“雜事”之間,比如你現在做的很多工作屬於新聞範疇,在新聞和文學之間,你怎樣去保持一種平衡?

楊照:還好,就是慢慢訓練自己養成習慣。像你的第一個問題我為什麼回答得那麼直接,因為這些年來我想得太多了。我很清楚地知道寫小說這件事,我必須有自己的方法,這些年來我養成的一個習慣就是,我寫小說一定是每天寫,不間斷,包括來深圳。不管發生什麽事,我每天一定寫小說,這是我養成的一個紀律,一個習慣。它最大的好處,一是小說這件事情你永遠都在想,二是一種很好的訓練,200字、300字我也寫,800字、1000字也寫。你今天寫,到了明天可能不是這麼回事,比如我停筆的時候我肯定會想,我明天要怎麼寫下去,可是明天會發生明天的事,可能我明天來到深圳,看到什麽,我突然覺得不對,我可以用別的方法寫,那樣很可能影響我昨天寫的,前天寫的,這樣一邊寫一邊改下來,每天的生活經驗會進到小說裡,影響小說。

講到平衡,最簡單的平衡是,寫小說是我的休息。工作這些雜事,坦白說,尤其是新聞裡面其實有很多我不喜歡的、難以忍受的事情,臺灣的政治新聞看起來很熱鬧,但從我們的角度來看,這些熱鬧的事情是重複的,同樣的事情,同樣的錯誤,同樣討人厭的事,反覆出現,寫這種文章是最痛苦的。寫小說我一定是每次都寫不一樣的事,搞新聞不可以,每一天你都在做同樣的事,所以我厭煩得不得了,通常開編采會、報題目的時候,我就皺眉頭,因為我知道這題目非做不可,但這些題目對我來講沒有一條是新鮮的。坐在電腦前,必須交政治評論稿的時候,不是說不知道要寫什麼,我是太清楚要寫什麼了,我馬上想到,這個我寫過八次了,這個我寫過無數次了,厭煩得不得了。這種時候,我只有安慰自己說,沒關系,把這些狗屁事弄完了,等一下就可以寫小說了。開會的時候我就想,我的小說昨天寫到哪了,今天怎麼寫,這樣,日子就會好過一些。

晶報:寫小說是你對自己的一種獎賞。

楊照:是啊,這就是為什麼我每天非寫小說不可。

書本給我很大的力量

晶報:你涉足過很多行當,做過出版,做過雜誌,做過廣播、電視,從一個行當跨入到另一個行當,對一個人來說這個要求挺高的。

楊照:這其實不是好事,基本上我是沒有耐心的人,我不耐煩做重複的事,我不耐煩做已經會的事,所以,如果有人來告訴我說,我可以去做一件從沒做過的事,我多數會同意,這其實是個毛病,我不覺得這是個成就。

晶報:我覺得你做了太多的事,又做得很不錯,要做成點事都要付出才氣和力氣,你覺得在自己的付出中兩者的比例是怎樣的?

楊照:對我來講,我倒寧可說,這不是才氣力氣,勇氣更重要,我膽子大,不怕失敗。我覺得這是個習慣問題,在我來講,因為從小養成讀書的習慣,我讀書的範圍非常廣,所以我不怕任何東西,你給我再陌生的東西,我都認為我可以透過書本來學習,我不擔心,我不怕,這個我倒是覺得對別人有點意義。我得到的最好的東西就是我年輕時候養成的讀書的習慣,借由讀書我可以接觸到那麼多的東西,我相信書本可以給我很大的力量,所以我的最大成分是勇氣,勇氣背後是我養成的習慣。

我表面上看起來做很多事,但我有自己的分寸,比如時間的分配,我從來不覺得一個人應該或者有權利耗費太多的時間在工作上,因為有別的事情是重要的,比如家人。因此,我必須找出可以快速做完事情的方法。

晶報:提高做事情的效率,把那些需要應付的事情飛速地處理完?

楊照:坦白說,我可以很快地把它處理完,我不太管很多細節,我不是一個完美主義者,除了我的小說,其它東西我不追求完美。

高中生活很奇特

晶報:你剛才說到自小養成的習慣很重要,高中階段對你的影響是不是很大?這個階段有什麽事情發生嗎?

楊照:是最大的。我有一本書叫《迷路的詩》,是寫高中生活的。那是一個很奇特的環境,我上高中是1978年到1981年,編校刊是很特殊的經驗,我們學校很看重幾個社團,比如說校刊社有工假,可以占用上課的時間,我進高一時學校把工假從每學期的二分之一削減到三分之一,你想想二分之一的時間可以不上課,那是一種多麽特別的經驗!我非常感激那個奇怪的環境,現在想想,完全不可思議!事實上我幾乎整個學期沒進教室幾次,我可以把所有精力拿來編一本校刊。

我說過,我還蠻了不起,十幾歲編了第一本刊物,發行量是一萬份,當時全校有7000多學生,我們的發行量是一萬份。包括去找印刷廠,找打字行、設計,和印刷廠簽合約,全部是我們學生自己去。我十幾歲的時候簽了第一個合約,當然後面還有老師、有學校蓋章,當時一期的印刷費要24萬新臺幣,我簽了,這個數額很大,當時我們家賣了舊房子,一幢樓才賣了50多萬。我現在想,真不可思議,當時那些老師到底怎麽了,那麽信任我們!那幾年中我感受到,人家信任你,沒把你當小孩,那你怎麽辦?那是個很好的人生成長經驗。

晶報:當時你在校刊裡的角色是什麽?

楊照:一個學期出一本校刊,高二下學期我當社長兼主編,等於總負責人,那一期是我編的。那一期出了好多事情,我們那代人都還記得,最有名的一件事是,校刊中有一個專欄叫“逍遙遊”,登了一篇文章,我有個同學才氣好得不得了,他模仿莊子的筆法,從“北溟有魚”寫起,寫莊子發生了什麽事,送審的時候,老師一看,學生用古文寫了一個莊子的故事,寫得很好。其實不是那麽一回事,排版以後,最上面的一行字橫著連起來,就是“北一女的新書包沒水準”。我們學校叫建國中學,北一女中是臺北第一女子學校,這是臺灣當時最好的兩個學校。後來很多人傳說那篇文章是我寫的,我一直澄清,那文章不是我寫的,但這件事是我們共同商量的,校刊出刊那一天是周六,當時周六還上課,校刊一早發出去,到第一堂課下課時就被學校發現了。學校里的教官全急了,學校馬上下令把發出去的校刊全部收回,然後叫我們在校刊社一本一本把那一頁撕掉,什麽時候撕完,什麽時候放學。但是消息走漏了,有人偷偷地把那頁撕了才交回來,我們趕快把還沒有發的校刊藏起來,有人真的拿去賣錢,變成那一年最值錢的東西。更誇張的是,學校旁邊有個影印店,跟北一女學校旁邊的影印店,都買得到那一頁校刊的影印件,好多學生就跑去買。

晶報:你們怎麽會想到做這樣的事?

楊照:事情的背景是,北一女學校在我高二那年換了書包,原來書包是很有傳統的帆布書包,卡其色的,上面寫著“北一女”三個字,她們那年把書包換成綠色,校名也換了別的字體,我們當時覺得很可笑,所以就跟她們開個玩笑。這在學校看來當然是大事,我們兩個學校關系很友好,校長緊張得不行,就要處理我們。老師問我是誰寫的,我說是我,從頭到尾都是我,跟他們無關。教官很兇,我比他還兇,有一個教官很生氣,要給我處分,訓導主任年紀大,是一個老狐貍,他覺得不對勁,可能認為這個小孩一定有什麽背景,他覺得小孩子遇到這樣的事情嚇都嚇死了,不可能有這種態度,一定有什麽黨政軍背景,跑去查我資料,他們註意到了我爸的名字,他的名字最大的特征是怪,他叫李楸椐,大概是認為我有軍方背景,誤打誤撞就這樣逃過了。

後來更有趣,當年12月6日我們校慶,北一女校長來了,點名要見我。她姓鄧,去見她我也很緊張。鄧校長就問我,你們為什麼做這件事?我突然間變得很乖的樣子,就跟她解釋說,我們其實真的是打抱不平,不幹我們的事,是因為你們學校裡面有我們認識的同學覺得很不光彩,好好的一個書包就這麽換了,破壞了傳統,然後就東講西講,傳統有多好,我們都要珍惜傳統。鄧校長沒生氣,拍拍我的手,說:“你這小孩不錯,聰明,我沒生氣。”第二年,北一女的書包就改回去了。

晶報:這個校長真的不錯。

楊照:那個時代我還碰到不少非常難得的長輩,我高中真是一個幸運的年代,影響我最大的老師都不是在學習上。我高一的國文老師寫小說,我上學的前一年夏天,他出了一本小說集;高二剛開學,全臺灣最大的小說獎揭曉,打開報紙一看,得獎的是我的英文老師;我高二的數學老師也寫小說,是比上兩位更有名的的小說家,筆名叫子於,他姓付,付老師數學教得很差,但我們都很喜歡他。高二時還發生了一件事,臺北市教育局有中學運動會,高一高二所有的人要去跳大會操,真是是可忍孰不可忍,那麽愚蠢地排在那裡,第一天放學要留下來練習的時候,我們幾個人在教室門口氣得不得了,付老師剛從隔壁班下課走過,我們逮到機會就跟他抱怨,說不想去。他人很好,那次卻大發脾氣,跟我們五個人說,“你走啊,你若不喜歡,你現在就翹課,現在就走。”我們背了書包,就走了,因為編隊的時候沒把我們編下去,後來都不用去了。後來,我很理解付老師在生什麽氣,付老師在生氣說,你們要學會自己負責,不要那麼多抱怨,你的抱怨其實只是最後推卸責任。付老師的話真的對我印象太深了,就是說,一生當中,你不要有那麽多不得已的借口,你必須要確定這件事情你本來有多少權利,你要付出多少代價,你要自己算清楚,自己想清楚,這件事30年來我沒忘記過。

晶報:你從中領悟到一種人生經驗。

楊照:很重要的經驗,今天到任何一個地方跟年輕人講話,我都會講這一段,因為太多太多的事情在高中發生,讓我確定了我到底要做一個什麼樣的人。

有很多不同類型的華文文學才最理想

晶報:說到兩岸的文學創作,似乎有一個現象:臺灣作家進軍大陸的非常多,勢頭不可阻擋,大陸作家進軍臺灣的好像比較少,兩岸文學的交流好像不太平衡。

楊照:這是時代問題,上世紀80年代末90年代初,情形完全相反,那時候你們應該對臺灣作家可能都不太認識,可是那時候很多大陸作家突然之間就是臺灣最熱的,基本上把所有臺灣作家都趕到旁邊去了,阿城、韓少功、莫言,還有王安憶,都是那時候進來的。那時大陸作家對我來講完全是新鮮的,臺灣作家對大陸多少也有點是這樣,我真的不認為能進入大陸是因為港臺作家比較優秀。對大陸的讀者來說,港臺,尤其是臺灣作家,寫作的方法跟關心的事情完全不一樣,所以有吸引力,大陸作家在臺灣相對沒有影響,還因為大部分的臺灣人可以自由到大陸來,所以他們對大陸不好奇,但大部分大陸人還沒有去到臺灣,所以對臺灣更好奇,我是這樣理解的。

晶報:你怎樣看待包括大陸、臺灣、香港在內的整個華語文學圈的未來?

楊照:現在是一個比較特別的時刻,我們正在打造華文的文學圈,這是過去其實不存在的,並不是說我們都有彼此讀得懂的語言,它就自然有華語文學圈。華語文學圈正在打造,因此我不能講它未來會怎麽樣,我只能說,我們要鼓勵充分地、自由地交流,讓任何一個地方的華文作者的東西都可以被交流到別的地方,這個圈子裡的人可以自由地讀到,但是希望在這個自由的平臺上,每一個區域可以維持它自己的特色,要不然就不好玩了,要有很多不同的華文文學,這才最理想。

就像今天的英語文學,英語文學圈其實到了20世紀後期才慢慢建立起來,今天就非常明確,比如每一次布克獎頒獎,可以看到里面有非常純正的英國風味的小說,還一定有來自前殖民地,印度、澳洲的作品,還有美國,這些作品你即使透過翻譯,打開來仍然知道它不一樣。印度小說家寫的英語小說跟英國小說家寫的小說就是不一樣,很不相同。這是我的理想。

晶報記者 莊向陽 實習生 吳燕雲/采寫   張定平/攝影

 

楊照

本名李明駿,出生於1963年。臺灣大學歷史系畢業,美國哈佛大學東亞史碩士,哈佛大學史學博士候選人。著名作家、文學評論家和政論家,資深新聞人。曾獲臺灣聯合報小說獎、賴和文學獎、吳濁流文學獎小說正獎、吳三連文學獎等文學獎項、吳魯芹散文獎多個文學獎項。

作品有長篇小說《大愛》、《暗巷迷夜》、《吹薩克斯風的革命者》等3部;中短篇小說集有《蓮花落》、《紅顏》、《百年荒蕪系列之一:背過身的瞬間》等9部;散文集有《迷路的詩》、《悲歡球場》、《新世紀散文家:楊照精選集》等7部;文學文化評論集有《流離觀點》、《異議筆記》、《臨界點上的思索》等20多部。其中,《暗巷迷夜》1995年獲選為中國時報開卷版年度十大好書,《文學、社會與歷史想象:戰後文學散論》1996年獲選為聯合報讀書人版年度好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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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sumi的任性園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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