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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縣九十三年度名人系列教育專題講座
時間：93.11.28 14:00-16:00
主講人：楊照先生
題目：媒體與時代朝流
今天要與大家談媒體與時代朝流，基本上，在我的腦子裡有兩套不太一樣的東西，但我等下要談的大部份是跟老師、跟教育比較有關的東西，從我自己了解的教育部份看媒體與時代。
再了不起的人也沒辦法用一千字講好一個故事，所以每次我講這些小故事的時候都覺得我對不起這些故事，但我這幾年的習慣是從不同的故事，看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或遇到的狀況，所以我今天還是講幾個故事，有的不完全是故事，我一開頭就要先講四、五件事情，我會講得完整一點，不會像在報上一千字就要解決掉，你們乍聽之下也許不會了解這五件事情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我一定會回來跟大家說明。
我想有人聽過一位日本的作家叫大江建三郎，他寫過一本書，在座的老師都應該去讀一下，因為這對老師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書的標題叫做「為什麼要上學？」可見這個人對學校、對老師是存有一些質疑的。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並不是這一本書，而是他最近寫的一本小說，我沒有要介紹小說的內容，而只要介紹書名，書名中文翻譯為「換取的孩子」，聽起來滿彆扭的，你會覺得學問滿高深的，畢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所以會取很奇怪的書名。其實不是，他是以外來語「changeling」作為書名，概念其實簡單得不得了，就是被掉包的小孩。為什麼有changeling？changeling是什麼？是以前歐洲的傳說，傳說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森林裡有精靈會到你的家裡來把你的小孩掉包。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其實還滿容易理解的，例如說我們家有一個六歲的女兒，我的太太大概每隔幾個月她就會講說「奇怪，妳現在怎麼這麼難帶？妳怎麼這麼皮？妳現在怎麼這麼壞？三個月前你很乖！」這是每個人在養小孩中經常會有的感受─我的小孩怎麼變了？所以歐洲人就發明一個傳說來解釋這件事，我印象當中很乖的小孩現在怎麼變得這麼壞？沒錯！你的小孩被掉包了。
我十幾年前在高雄鳳山當兵，那也是我最常到臺東的一段時間，當時跟我當兵的一位同僚，我在軍官寢室與他同寢室，他的年紀比較大，是一位職業軍人，結了婚，小孩慢慢長大。我印象很深刻，小孩準備要上小學時，我那位同僚很焦慮很焦慮，他是一個很難得的愛思考的爸爸，所以他每天都想很多事情，他想「我如果把他送到學校去，老師會教他一套東西，而老師教他的那一套東西，很可能會跟我的不一樣」，換言之，他的最大焦慮就是他要把他辛辛苦苦拉拔長大的小孩送入虎口，很可能會一去不回，或是回來時就變成了被掉包的小孩。他一直在想，老師的威力好大，我的小孩只不過去上幼稚園大班一年，回來就告訴我說「我的老師說什麼，我的老師說什麼。」我那位同事當時焦慮得不得了，當時我才二十出頭，對於養小孩沒有什麼概念，但那位同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此的焦慮，焦慮到每天來跟我們討論，因為他認為「你們是大學生，應該想事情想得比較多」，跟我們討論說應該怎麼辦，還想了很多種可能性。其中一種是，我如果堅持我自己，我認為什麼樣的事情是對的，結果我的小孩回來告訴我說「爸爸，你刷牙的方法不對，我們老師說要怎樣刷牙」，那我要怎麼辦呢？如果我堅持我自己的想法，告訴我的小孩說你的老師不完全是對的，那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我的小孩可能會精神錯亂，他必須活在兩套價值裡面，老師的價值一套，他自己的價值一套，這樣好像不太對，這樣對小孩是太折磨。那這樣怎麼辦呢？我全面棄守，老師說什麼，小孩帶進來告訴我什麼，那我就乖乖照做。他又想，我都四十歲了，那等於不只是我的小孩送去被掉包回來，連我這個大人都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沒有辦法嗎？他痛苦的不得了。有一天，他甚至跟我講說「我今天下了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我還記得那時我陪他兩個人騎著腳踏車去高雄火車站，「如果可能的話，我不要讓我小孩上學，我跟我太太兩個自己教」。我說「那你有沒有想過，他會不會沒有朋友？」他就說「不會！這我想過，我會讓他經常有很多朋友來我們家，我也會一起教他們，跟他們一起玩」。當然，第一個你當然想職業軍人哪有那麼多時間？我說「這是你老婆的事。」後來騎一騎我就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他沒有文憑怎麼辦？」他呆了，「阿對！不行，沒有文憑將來我會害死他！」
這整個過程讓我有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實在我的生活周遭，有很多人都有，那就是「小一家長焦慮症」，小一家長焦慮症一個最重要的核心但常被我們忽略的東西，在我這個朋友身上表現的最清楚，很多家長擔心的並不是這個小孩送到一年級他會不會不適應，當然有的家長是會擔心這個，這後面有一個隱藏的焦慮是，我們「引狼入室」，把老師的權威帶回到我們的家庭裡面，從此以後決定這個家庭的是非對錯，決定什麼是好是壞的不是我，不是家長，而變成了老師，老師的影響，老師的權威，老師的能力是這麼大的，我覺得做老師的這件事情你們一定要放在心上。這是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
我要講的第二件事情也是十多年前了，那是我在美國念書時的事情，我一路念書都不是很認真、很稱職的學生，不是那麼愛上課，所以到現在年紀一把了，我最害怕人家問我的問題是，「影響你最深的老師是誰？」我很難找出答案來。我在美國念書時也一樣不務正業，我記得有一年，我跟我太太住學生宿舍，我們住的那棟樓剛好要改建，學校就把我們遷到別的宿舍去住，我剛剛好被分到法學院旁邊的宿舍，我好高興，因為我每天進進出出都要經過法學院，所以我就跑到法學院去上課，亂七八糟上了一大堆課，那些課十幾二十年後依然影響我很深，讓我了解到在美國正統的教育底下，法律是什麼，法律能幹什麼、法律不能幹什麼，不過這是題外。
有一門課我一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辦法遺忘，因為那門課我當時是誤打誤撞進去，坐在那裡，一屋子全都是哈佛法學院，真的是美國頂尖的菁英。要能進入到那個學校裡，連「進入」都很難，當然你最後能夠畢業是更難，不過你一旦畢業了，基本上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大公司的法律顧問，甚至你要當參議員、當總統，大概都在你可及的範圍內。那一屋子的一年級哈佛法學院的菁英，將來要當美國大律師的，他們去上一門課，那門課的老師是哈佛最有名的左派的教授。那個教授一進來，一看，他很不像個教授，所有左派的人你都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很簡單，如果用他當時那個樣子的話，我現在不知道會有多麼正式，穿著多麼體面。留個大鬍子，穿著破破爛爛的，到教室坐下來，那學期那門課的第一堂課，他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一定要知道，每個坐在這裡的人都是混蛋！」所有的人都呆了，我們幹嘛了？我們哪裡得罪你了，這門課的第一堂課，老師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罵人，非常難聽，你幹什麼罵我們？為什麼每個人都是混蛋？五分鐘之後老師解釋，等到五分鐘之後每一個人都點頭如搗蒜。
他怎麼解釋？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他要每個進到這個課堂上自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美國頂尖的菁英們，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你們在這裡受這個教育，將來出去，你們要擔任律師，美國每一個律師，尤其是哈佛法學院出去的律師，在他法律的生涯當中，他一輩子大概要經手一千五百件案件，在這一千五百件案件中，你很清楚、明白、了解，每一個案件對你而言只是你律師生涯中的一千五百件之一，可是你回頭去想，雖然像美國那種好訟的國家，雖然打官司對很多人以為不是一回事的美國而言，任何必須要打官司的那件事情，對你的當事人來講，都是大事，而且那一千五百件裡面，至少有八、九成那個案子會決定性的改變你的當事人的一生。所以為什麼我一開頭要叫你們混蛋，你們要清楚了解，這是你們這個職業上一項必然，對於改變人一生生命的這件事情，你再怎麼有良心、再怎麼了不起，對你而言也只是一千五百分之一，所以你用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態度，與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時間與精神，對付別人生命中的很可能是百分之百，你注定是一個混蛋。我為什麼一開頭就要罵你們？因為我認為，律師這個行業只有一種幹法，這種幹法就是你先承認你自己是個混蛋，你先承認這個行業就是去培養出一堆混蛋來，你不可能成功的。你要先告訴你自己，你幹律師這一行沒有所謂「成功」這兩個字，你永遠一定是辜負別人的，沒有一個再了不起再成功的大律師，他回顧他一生，他敢於說這一千五百件案子，我沒有辜負任何一個人。你要先承認你自己是個混蛋，你才會做一個對的決定與對的態度，對的態度就是─「我註定是一個失敗的人」，可是在這個失敗的事情中，既然我選擇了這個行業，我要努力讓自己不那麼混蛋。意思就是說，我們在最後律師生涯結束的那一點時，只剩下大混蛋跟小混蛋，最了不起的就是最不混蛋的那一個，如此而已。這當然是一個當頭棒喝，好不容易混進了哈佛法學院，自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他就是要告訴你，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有任何一點點了不起，最後你就是那個最大最大的混蛋，你唯一能做的努力是，我如何能讓自己少混蛋一點。
這席話我相信那個老師是刻意的，而且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老師很有名，他每一門課的第一堂課都講不同的話，換句話說他不會每一年都重覆，他如果每一年都重覆講這樣的話，第二年人家就知道你要說什麼了，我覺得我真是幸運，那年他剛好選擇這段話來驚嚇他的學生，同時也驚嚇到我，我不可能忘掉，這段話一直到今天為止，一直在我腦海裡。讓我看到很多事情，例如讓我反省站在這裡，作為一個新聞媒體工作者，我必須知道，我必須採取這個態度，我們被註定就是一個混蛋，但是我們如何讓自己少混蛋一點。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原諒我，我也必須說，幹老師的，不也是那麼一回事嗎？每一個老師自己也捫心自問，你想想看你一輩子要帶多少學生，尤其你如果是小學的老師、中學的老師(大學的老師則不太一樣)，中夜醒來時，你真的有把握說這個學生不會聽我的，我不可能影響到他，我今天講的任何話、做的任何事情，對這個小孩不會有任何關鍵性的影響，你真的有這個把握嗎？你想看你一輩子要帶多少學生，換句話說，你一輩子有多少機會，可以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學生未來的走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們跟當年坐在那邊的哈佛法學院的律師是在同樣的一個處境，但每一個學生，你的職業規定你、要求你，你不可能用百分之百對待他，他可能是你一生當中的一千五百分之一，可是你怎麼對待他，可能是這個學生一生當中的百分之百。這不是恐嚇，應該說是一種期許吧！我們社會的確對老師有這麼大的期許，所以為什麼當我在這個社會上有一點點基礎的時候，我經常就被問到說：「影響你最深的老師是誰？」這反應了我們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老師是有很大影響力的人，所以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我實在想不出來哪個老師影響我最深，我相信這對我所有的老師來講，他們都對我沒有責任，今天我做了什麼壞事，我變成了什麼樣的人，我的老師不用負責任。可是大部份的老師，尤其是社會上所認定的老師來講不是這樣，老師可以改變一個人變好、變壞、變聖人或是變歹徒，你們只有一千五百分之一的力量，要去對付每一個學生的百分之百，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個行業上面，也統統是混蛋。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我們有沒有機會，讓自己在這樣不可能的任務上，在不可能的使命上面，變得不要那麼混蛋？這才是重點。這是我講的第二件事。
我要談的第三件事。幾年前我也當過老師，我在當年的藝術學院，現在叫台北藝術大學教書，我在戲劇系開課開了約三年的時間，我現在仍然在戲劇系兼任老師的師資名單上，可是我也誠實的告訴大家，我也大概三年沒有再去戲劇系開課，每一年開學時換了系主任，老的系主任一定會打電話來說：「回來開門課吧！」我每一次都非常非常掙扎，我在掙扎什麼？每次系主任都很不好意思的說：「我知道我們鐘點費很低，我知道我們關渡很遠。」我真的完全沒有一點點虛偽，我考慮的完全不是這個，可是為什麼每一次我最後都決定我不要再回去上課？因為我太清楚知道那裡的學生不需要我。當我在幫他們上課的時候，我明明白白的知道，他們是很痛苦的在敷衍我，你們痛苦你以為我不痛苦嗎？其實對一個老師，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能力，你至少可以分辨得出來，學生是不是在敷衍你，那個學生敷衍的能力非常非常高，包括你如果不點名他們當然不會來上課，就算他們來上課他們也是看你的面子，覺得不好意思，如果大家都不來上課，對老師不好意思，所以他們偶爾會來，來的時候也明白的說當作我沒來，我人不在這裡，不要找我。最可怕的是期末你總要給他一個分數，要給分數你總要有一個依據，在那幾年開課的時候我想盡一切辦法，包括寫小報告、寫大報告、考試，用盡各式各樣的方式，我最佩服的是，學生就有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敷衍我。敷衍的程度到了驚人的地步。我一看，有學生感覺好用功，洋洋灑灑的寫了一篇報告上來，好難得喔！平常三、五百字就把我打發掉，嗯！這個學生很乖，寫了兩千字。可是我一開始看，看到兩百字的時候，我就知道不對了，他不是寫了兩千字，他抄了兩千字，抄了兩千字是幹嘛呢？因為這個老師還讀點書，我一看就知道這從哪一本書抄出來的。還有更誇張的是，考試的時候open book，我一定是open book，我不會要求學生背任何東西，然後我出了一個題目，我一看，學生在答案上寫的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句子全部都是我寫的，他抄我的書，你抄老師的書還給老師幹什麼？真是天才！所以我再也不教了。
可是我一方面不教學校的學生，我另一方面還繼續在教書，我在台北上誠品講堂，上富邦講堂，講堂跟學校有什麼不同？他們必須付錢來上課，而且付錢來上課的人通常年紀都比較大一點，而且我都跟主辦單位堅持，我一定要上很艱難的課，例如我在誠品我開中國禁忌史、中國生活史、從生活看中國文化，後面這幾年我開二十世紀西方思潮、思想名著、好文名著選讀等，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我在誠品講堂教海德格，那是德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存在哲學家，那一屋子的人大概比現在再多一點點，約有近百個人，每個人都付了錢來上課所以都乖乖坐在那裡，我一路大概講了兩個半小時，我通常都講兩個半小時的時間，我一直在看現場，從頭看到尾，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兩個半鍾頭，那不到一百人的學生裡面，沒有一個學生聽得懂我在說什麼。海德格說，有時間性的時間跟無時間性的時間，我們現在用物理的方式把時間區隔成一塊一塊，一分鐘就是一分鐘，前一個一分鐘跟後一個一分鐘是同樣的一分鐘，這種每一個一分鐘來切割、理解時間，使得時間的變化性不見了，所以前一分鐘的時間跟後一分鐘的時間變成同樣的時間，海德格說這就是無時間性的時間，所以時間哲學必須建立在重建有時間的時間上面。不用怕，我沒有要講兩個半小時的這個話，我只是要讓你們了解我當時在講什麼，這還是那一講剛開始最簡單的概念，從這個概念才能去推演什麼是有時間性的時間，才能去推演為什麼存在在海德格的哲學裡就被劃為時間，了解時間我們就知道存在是什麼。花兩個半小時，我知道我非講這個東西不可，可是我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沒有一個坐在底下的學員聽得懂，但上完那一整堂課，我的感覺絕對不是挫折，我的感覺是非常非常感動，我在備課時已經了解他們大部份都不是哲學系的學生，大部份都沒有哲學的基礎，我當時早就算好了，如果我上完課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睡著，那我就已經是功德圓滿，我印象太深刻了，沒有一個人睡著。正因為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們聽不懂，所以讓我更驚訝，沒有一個人睡著，那真的是感動，我覺得我何德何能，你們完全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你們完全沒有睡著，其實這對我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對比。我教我的學生時，比如說我教文學課，我一定要想盡辦法，我不可能一開始就叫他們讀赫曼.赫塞，更不可能叫他們讀薩特，我說：「你們可不可以試著讀一讀村上春樹？」可是我的學生不鳥我。我對這些人這麼樣的殘酷，我對他們說：「我們今天要來讀存有與時間。」沒有一個人睡著，差別在哪裡？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當然我得到了一個答案。什麼讓他們沒有睡著？不是我，不是海德格，而是他們對知識的好奇，與對知識的興趣。
所以當你對一個奇特的東西有好奇、有興趣的時候，你不會睡著，雖然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這幾天我碰到另外一個老師劉岠渭，他也是北藝大音樂系的教授，但這二十年來他一直在推廣如何讓台灣社會理解古典音樂。他每次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說：「楊老師，對不起。」為什麼要跟我對不起呢？因為我們在富邦講堂招課是同一個時間，我的教室在他的教室隔壁，他都會說：「對不起，吵到你了！」我都會說：「沒有啦！你們低音部比較強的時候才會吵到我們。」因為他們一直在放音樂，所以知道會吵到。那我就跟他聊同樣的問題，因為我知道他一方面在音樂系教書，一方面又花很多力氣教不是音樂系的人聽音樂，問他為什麼花那麼多的時間教那些不是音樂系的人音樂？教音樂系的學生不是比較有成就感嗎？劉岠渭他真的是一個謙謙君子，一直被我逼問，終於問出一個答案，他說：「因為我在音樂系，我放什麼音樂我的學生沒有興趣。」我問：「所以你的意思是這些學音樂的學生事實上根本不喜歡音樂嗎？」他說：「對對對對對！」
我們在聊時就回到一個主題，事實上我有太多朋友在大學教書，幾乎只要跟他們見面，都會聊回同樣的一個主題，例如現在在聯經出版公司擔任總編輯的林載爵，也是我的老朋友，因為跟我一樣都是學歷史的。那一陣子我碰到他，我說：「耶！聽說你已經不在東海大學教書了？你年紀那麼輕，你退休幹什麼？」他就一副「你在說瘋話」那樣子的看我，「我怎麼可能繼續教下去呢？學生根本不學嘛！我們去教幹嘛呢？所以我專心做我的書本工作，不要教書！」當然，我跟劉岠渭談、我跟林載爵談，後面都談到一件事情，大家就開始罵。為什麼這些學生到了大學的時候，他們對於知識沒有興趣？他們對於我們想要教給他們的東西沒有興趣。
我們都是老骨頭，當然，如果這邊有年紀比我大的人那就不好意思，吃你們一點點豆腐，我們都是老骨頭，所以我們還記得我們成長的時候，那個環境是一個威權的時代，那個威權的時代的確我們的課本、我們的知識裡面充滿了謊言，因為他不願意你去追究，不願意你去認識，所以他就不讓你多讀書，不讓你多追求知識。不過那個時代我們最重要的事，不就是「偷偷摸摸」去讀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嗎？我到今天還是認為我生命中的一些寶藏，例如陳映真的小說，我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的版本，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手抄抄起來的，因為那是個禁書，流落到我的手裡只給我兩天的時間，那我別無辦法，只好努力的把它抄下來。我那天拿給林懷民看，林懷民幾乎要哭出來，「好棒！你竟然留有這個東西」。這是我們那個年代，我們想盡辦法要追求知識，我們對所有不讓我們擁有知識的那些權威，我們無力對抗，可是我們就偷偷摸摸、一點一點的不斷追求。可是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子這樣子呢？沒有人不准你去追求任何東西，你竟然一點興趣都沒有，好！每一個跟我同輩的教大學的人他們就得到一個答案─「那些中小學的老師到底在幹什麼呀？」他們得到的答案就是這樣子，「我們很無奈也很無力，學生送到我們這邊的時候就是這樣了，難道能怪我們嗎？不對！一定是你們的錯。」想想，中學老師在幹什麼？小學老師在幹什麼？我們這樣講一方面很爽，一方面想一想也是滿有道理的，如果不是中小學的教育出問題的話，為什麼我們這些教大學的會那麼樣的無力，會那麼樣的倒楣，到後來都決定不要教了，一定有問題。這是我要講的第三件事情。別急，我等下會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我要講的第四件和第五件事情，要講兩個西方的學者，你們不需要記他們是什麼人，這兩個學者從很不同的角度反省了很特別的問題，其中我要講的第一個人叫EH Gombrich，如果這邊有學藝術或藝術史的人可能有人聽過，他是二十世紀文化科學最重要的建構者，他一生在解釋一件事情─藝術如何慢慢的在演化，人類藝術的能力如何從最粗糙的慢慢發展越來越精緻？人為什麼這樣追求？Gombrich是個藝術史的大師，可是一直到他死前，有四十年的時間，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困擾他，他從一開始研究人類藝術的發展，追索到十九世紀，接下來到二十世紀就出問題了，因為他發現，二十世紀有一個潮流他沒有辦法有效的解釋。在他過去所看到的，人有一種本能，我們不斷的追求更好的東西，不斷追求更精緻的東西，所以藝術的每一個技術的發明，都跟人如何求好、求精緻有關係。例如，十五世紀時，人類發現透鏡如何使用，他們就運用透鏡在文藝復興的繪畫上面，所以你現在看到文藝復興的繪畫上，有很多很具體的繪畫的手法，其實那時的人有很多運用工具加以協助，每一個突破都是人求好求精緻重要的一步。可是回到二十世紀，不對了，四十年來一直想要解釋一個問題、解釋一個現象─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幾乎是精緻、美好的文化，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被放棄了？用Gombrich的話講─「回到原始」。為什麼二十世紀的人有一種想法，要回到比較原始的狀況，為什麼他們不要好的東西了？不管是野獸派、立體派，他覺得畢卡索的確有一種藝術的能量，可是他為什麼不要他藍色時期那個明明白白已經非常華麗、精緻的東西，要回到他後來那樣的一個風格？整個二十世紀對Gombrich來講就是一個謎，他覺得他做為一個文化科學家，他一定要解釋人為什麼要從精緻、從美好滑落下來？
他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沒有把這件他想像中的解釋這個問題的那本大書寫完，這本書後來在他死後，2002年出版了，我看這本書時，越讀我越覺得悲哀，Gombrich是一個那麼博學的藝術史家，人家最喜歡形容他他文章的風格就是「雄辯」，一個那麼博學又那麼雄辯的藝術史家，可是他整本書沒有說服我，我都知道我沒有被他打動、沒有被他說服。為什麼？因為我不同意它的前提─人有一種追求精緻、追求美好的本能。因為基本上他的背景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人，作為一個二十世界成長的人，到了二十一世紀，我的前提一定是倒過來的─人怎麼可能會本能的去追求精緻和美好？所以我們真正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人類的某一階段中，發展出這種傾向─違背自己墮落的本能，願意去追求美好的東西？願意去追求精緻的東西？為什麼在啟蒙時期到十八世紀在西方會出現那種教養的概念？為什麼會有品味的概念？這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特例。二十世紀其實只是從那裡回到常軌，如果我來解釋那就很好解釋啦！根本不需要花上四十年的時間去說明這件事。
第五件事我要跟大家介紹另外一位英國的左派史學家Raymond Williams，他一輩子在做左派的歷史在做勞工的歷史，可是他也是碰到一個大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勞工、工人還有他自己的文化嗎？勞工、工人的文化跟所謂的大眾文化之間，到底有沒有差距？這對於一個左派史學家來講，非常重要。我不講他在左派史學那邊怎樣解釋工人文化，我講大眾文化。因為這樣Raymond Williams對大眾文化做了非常多研究，在他的研究結果裡，有兩件事情你看了真的會心有戚戚焉。
他所歸納的第一件事情是大眾文化裡永遠低於一般品味的原則。我不需要舉Raymond Williams的例子跟你們講，我用台灣的例子跟你們講就清楚了。例如，我們每一個人都看過台灣的連續劇，台灣的連續劇是我們大眾文化裡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可是我們可以這樣講，我們自己問自己，台灣的連續劇就代表著台灣這個社會的一般品味或平均品味嗎？我們只要講一件事情就好，你們自己去看台灣的連續劇，你用什麼態度在看台灣的連續劇？大部份看連續劇的人都不承認自己的品味像連續劇那麼低。那個時候日劇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紅？韓劇為什麼會紅？因為我們每個人在看台灣連續劇的時候，我們的心裡機制是很無奈的，當然不純然是很無奈的，我們在一邊看的時候會一邊想，「如果我來拍的話，這個人在這邊不會打人家一個耳光，這太粗了！」「如果我來拍，這個車禍不會在這裡發生」。我們知道我們比這個連續劇好一點。我們繼續再看，可是在看的過程中，我們知道我們高於這個連續劇，等到日劇來時我們為什麼那麼愛看？因為原本看到這邊台灣連續劇會打人家一個耳光，你說：「我來拍不會打人家一個耳光。」日劇果然就沒有打人家一個耳光。你會說：「對！這個對！」為什麼明明絕大部份在看這個連續劇的人他自覺它的品味高於連續劇，但是每一個大眾文化的產物，它還低於平均一般社會的水準。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覺得你們作為大眾的一部份，作為教育的一份子，你們可以去思考。那我講Raymond Williams講的這件事情可怕的地方在哪裡？那就是從二十世紀大眾文化興起之後，它就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惡性循環結果，大眾文化造出比這一代一般大眾品味更低的東西，因為大眾文化強大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新一代興起的一般品味就比上一代來得低，等到這一代的品味變成這樣的時候，大眾文化依著自己的邏輯，它又會把它的標準降低，所以大眾文化永遠比大眾品味來得低，而且它會製造出下一代更低的文化品味，這是Raymond Williams的結論。
Raymond Williams的第二個結論是大眾文化為什麼會這樣去運作？最後關鍵在於它創造一個沒有一個人負責任的反共犯結構，共犯結構就是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份啦！大眾文化的闡釋跟大眾文化的系統剛好相反，每一個人都沒責任，每一個人都沒有關係，我也不需要用Raymond Williams舉的例子，還是回到台灣。你們也都看台灣的綜藝節目，你們也經常看到台灣的綜藝節目鬧新聞，每一次出什麼新聞像是「藝人受傷」、「偷窺秀」做得太過火被新聞局罰錢，我們跑綜藝線的記者他們也都有任務要追問「這到底是誰的責任？」「為什麼會出這個事？」你們去看那個基本的、最簡單的反應是什麼？你去問電視台，電視台會說：「不是我們呀！你以為我們水準這麼差？如果今天我真的可以決定的話，我怎麼會要這種節目呢？」那誰要這種節目？「你去問製作人嘛，他只給我們這種節目呀！我們要好的節目也沒有呀！」去問製作人「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節目？做這麼爛的節目？」製作人說：「你以為我水準這麼差呀？你以為我如果有選擇的餘地的話，我會去做這種節目嗎？」問他：「這節目不是你做的嗎？」他會說：「沒辦法呀！如果我不做這樣的節目，要做很高級的節目，就不會有廣告呀！那你去找廣告商。」廣告商說：「你以為我那麼沒水準呀？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會要這種節目嗎？你以為我愛看這種節目嗎？」問他：「那你不愛看這節目，覺得這種節目不好，你為什麼要上他的廣告呢？」「沒辦法呀！這種節目才有收視率呀！才有觀眾要看呀！」好了，觀眾是誰？你們嘛！問你們，那你們覺得怎樣？「我水準有那麼差嗎？問題是我只可以看這種節目，電視台只給我這種節目呀！我要看好的節目沒有。」好，又回頭。你看這個循環就是Raymond Williams說的反共犯結構，沒有一個人有責任，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水準有那麼差嗎？你們當我什麼人呀？你以為我是看這種節目的人嗎？可是我們大眾文化就只會產生這樣的東西。這還是一樣，這裡面有非常複雜，我今天沒辦法在這裡細講的文化工業的結構，可是這個現象應該給我們很大、很多的警惕。
我前前後後講了這五件事情，因為這邊有很多的老師，然後我現在要把五件事情串起來。我要講的，其實就是告訴大家，有一些事情，我們逃躲不掉，當然，我還是有一些旁觀、說風涼話的味道，因為我就不是老師。我們在旁觀者的角度，我要告訴老師，當這個社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尤其這些事情跟學生有關係，跟教育有關係，「都是你們的責任」。所以那時我的朋友他為什麼有那麼高的焦慮？因為如果我把一個小孩教壞，我認了。可是老師把我的小孩教壞，大部份的家長不會就認了，大部份的家長把小孩送到學校去，他相信小孩會被掉包，他絕對不相信我小孩原來很壞，到了學校被掉包變成一個好小孩回來。他想的一定是我好好的一個小孩到學校去，為什麼變成一個壞小孩回來？只有這個時候，他會意識到學校教育的存在。換句話說，學校教育是這個社會最後的代罪羔羊，任何事情出狀況，我們在大學裡教書教不動，第一個想的是當我們有這個餘裕，「我不要教，我可以不教」，再下來我們就說「都是你們的錯！到底中小教育出了什麼問題？你們到底在幹嘛？」但我們如果從另外Gombrich與Raymond Williams講的兩件事情，我們其實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當老師仍然在台灣社會背負着這麼重要的責任。我老實說，我碰到的每一個大學老師，我的朋友中那麼多的大學教授，每一個都在罵你們，你們耳朵不覺得癢嗎？李家同教授有來過，他也最喜歡罵你們呀！他每次改到學生的英文作文的時候，他會先把你們罵一頓，再把台灣的教育體系罵一頓，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定有問題，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覺得說他做事沒有問題，但當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大家抱怨的一定是老師。但盡可能站在你們的角度，我必須要說，你們有一點點無辜，有一點點冤枉。為什麼？因為小孩不是真正你們在教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出在這裡，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仍然相信，老師應該扮教育的最後一個角色，可是整個社會狀況已經改變到老師對於學生能夠產生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
換句話說，你們可能經常在背黑鍋，你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背黑鍋而不知道？因為家長不會這樣想。例如說，當老師做了什麼決定，當老師有什麼想法，跟家長不合的時候，家長會去跟老師溝通呀！教育局與衛生局一直在鼓勵口腔衛生，例如最近台北市的幼稚園跟小學都在鼓勵小孩使用漱口水，很多學校老師就很困擾，因為家長就會去跟老師溝通說：「為什麼一定要我的小孩使用漱口水？我們家一輩子沒有人使用漱口水也沒有人蛀牙呀！我的小孩覺得漱口水非常辣，他可不可以不要？」你都會去找老師溝通，跟老師講，可是如果這個影響，這個價值、思考是來自於其他外在的力量，你覺得我們的家長會去跟這個外在的力量溝通、抗議嗎？很簡單的，例如說媒體、電視。它在我們的小孩成長過程中，這邊有剛剛離開小孩階段的人，你們自己承認嘛！它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可是我們的家長會在電視上面看到了，就覺得「唉呀！我應該要去溝通一下，我應該要去跟這個人講一下，他不應該這樣子」。第一個他沒有這個習慣，第二個他沒有這個能力，當他面對老師時他有這個能力，當他面對龐大的媒體結構時，他是無能為力的。對於老師和教育，這裡就產生很大的一個脫節─我們的家長，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我們對於學校，因為它就在我們旁邊，因為我可以去施壓，我可以去溝通，所以你就誤以為你施壓、溝通，就可以解決你的小孩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基本問題。他往往遺忘掉，或者他是刻意的遺忘，為什麼？因為我們人要活下去，我們不能活在這種陰影底下，所以他刻意的遺忘，那個更龐大在決定他的小孩是誰，他的小孩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就像我講的我當兵時的那個朋友，他不會想到說我把我的小孩放在家裡看電視，我就已經引狼入室，會有人來決定、改變他，他想到的都是老師。所以我今天後面要講的另外這一小段的前提就是，我站在老師必然要背這個黑鍋的前提底下，我們才進一步去問，所以在學校教育裡面做為一個老師，除非你有這個本事，你可以從你自己內心，一直到跟校長、跟教育局跟家長溝通你撇清責任，「哪些是我的喔！哪些不是我的喔！」除非你能做到這樣，不然顯然今天我們做老師的人，你們多了一個義務，不在你們以前受師範教育時給你們的東西，可是你必須認了。認什麼？今天如果你不了解媒體如何改變你的小孩，你不可能做一個稱職的老師。你如果不了解媒體是什麼、媒體如何在運作，你就是等於開門讓另一個東西來改變你的小孩，最後你自己做一個混蛋。
媒體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題目，以我的能力和我的時間，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那麼詳細的說明，可是至少有個東西我可能稍微說明，那就是「新聞」。我希望能說服大家，任何一個做老師的人，你今天多了一門你在師範教育時沒有要求你的東西，你非得認真的研究台灣媒體，尤其是台灣的新聞媒體，你才有辦法做一個好的老師，做一個稱職的老師，至少做一個不要背那麼多黑鍋的混蛋老師。媒體尤其是新聞，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給很多的老師很多的困擾，我知道絕大部份的老師不會獨斷到告訴小孩、家長說：「你們不要看新聞呀！」那很麻煩耶！你要把小孩教育成一個封閉、反社會的一個小孩。新聞過去在教育上被視為一個正面的能量、力量，所以今天當它有任何負責的影響的話，他可以影響得最快，影響的最深。
我們應該這樣講，如果你們要對新聞有概念，或是說站在教育的立場，我希望有兩件事情可以跟大家溝通，第一件事情，我認為你們應該了解，你們要清楚的認識，台灣今天的新聞是怎麼創造出來的。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我碰到很多中小學老師，他們碰到的問題是，他們習慣拿新聞內容當起點來跟學生討論，我一直都認為這樣是不對的，這樣是不夠的。比如說今天有一條社會新聞，一家人集體自殺，你說：「我要拿這個當教育內容，去跟學生討論什麼什麼東西。」這是我們過去的習慣，我們認為它為什麼不對或為什麼不夠呢？因為依照我的判斷，這裡面有百分之五的機會，這整件事情根本沒發生過，它很可能是假的新聞，還有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的機會，你所看到的新聞標題跟新聞內容是兩回事，還有百分之四十、五十以上的機會，它所呈現的東西跟這件事情真正的發生的事實是完全兩樣。換句話說你在做什麼？你在拿一個新聞媒體、新聞機構因為他自己的機構系統需要而去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拿這些東西當作事實去跟你的學生討論，我認為這永遠不可能對。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第一件事情，你應該要認真的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不是新聞內容，而是「新聞內容如何產生」。
新聞內容如何產生它可以講得很細，我在新新聞每隔一段時間新任記者就要被我訓練，我講這個通常要講四個小時，如果我只有十分鐘的時候，我只跟大家講一個東西，我們用一個東西當最基本的標準，這個最基本的標準你們很快就可以認識跟理解。我們怎麼看待一個新聞？我們去看待一個新聞記者他到達新聞現場，他所擁有的處理、整理新聞的時間，你們大概就可以知道新聞可信？不可信？如何相信？我講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只要是新聞記者，他跟新聞呈現之間的距離越短的，那種新聞你們越不要相信。很簡單，我們這樣排下來，第一個SNG，什麼叫做SNG？從我們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就是新聞記者跟新聞內容距離的時間是零，他到了現場他就把新聞做出來，我老實告訴你，沒這回事，沒有一種東西是我到現場我就可以播報新聞，SNG最大的問題是新聞記者到達現場，他沒有時間去處理新聞，所以我們的SNG百分之九十九是記者去到現場，他已經把新聞想好了，不然他怎麼辦？換句話說，他還沒有到達新聞現場，看到新聞是什麼，他就已經決定他要報導給你們的是什麼，你們敢相信這種新聞嗎？但是我們經常在相信這種新聞，這種新聞它是一個明白公開的造假，是他結構上必然的，我到達現場，我之所以簽SNG車發車單，就是告訴你說這裡要發生什麼事，所以SNG最大的問題是，我已經預見這裡會發生什麼事或我要發生什麼事，這個SNG車的發車單送到新聞主管的桌上，他就預期我到下一個小時要連線的時候，你要給我這個東西。每一個記者都碰到一個最大的壓力，如果我到這裡發現「沒這回事」，或是這個事不是那麼重要的時候怎麼辦？依照新聞的道德跟新聞的專業與倫理，你應該回報說「對不起，我們來錯了」，問題是今天基本上沒有一個新聞記者，培養出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勇氣，我簽了發車單然後跟主管說沒這回事，我要回去了，好呀你就回來，回來準備挨罵。第二個是我們的新聞主管，他非常清楚他是一個發命令的人，尤其在SNG的經驗裡，他會出現一個更大的倒反，新聞本來是新聞記者到達新聞現場，回來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換句話說，新聞現場是主，新聞主管是從，新聞主管是做新聞判斷的人。現在我要把大家統統都當記者，把大家統統都派出去，這裡大概有六十條到七十條的新聞會到我新聞桌上，每一個記者告訴我說發生什麼事。有很多是線性的，他一定要從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為什麼？因為它牽涉到版面，牽涉到你關注的時間，這是新聞主管本來應該做的，可是SNG完全倒反了這個結構，因為我一到現場馬上就要報新聞，我根本不能告訴你說我有什麼新聞，所以是新聞主管決定你到了那裡，你應該報什麼新聞給我。這中間就出大問題了，台灣絕大部份新聞的問題就在這裡。所以第一個，SNG基本上是不能信的，沒有一條SNG的新聞可以看，可以值得相信，我知道這是一個很極端的立場，我到現在仍然認為，如果你從不相信從不看SNG的新聞，對你沒有任何損失。甚至像我作為一個新聞的工作者，我都認為沒有損失，我從來沒有覺得任何一條新聞重要到我必須要去看SNG的新聞記者胡扯，因為這兩者之間所得和所失差太多了。
比SNG稍微多一點時間的就是電視新聞的整點新聞，我們也大概算一下流程，一個記者從拍完新聞現場回去剪帶子到on新聞，四十分鐘的時間，這大概比SNG還要好一點點，他有四十分鐘的時間可以決定加什麼畫面，加什麼聲音，這個帶子怎麼剪。在這後面，時間稍微長一點點的是晚報，晚報對所有公家機關、所有事情開始發生大概是九點半以後的事情，晚報的截稿最晚最晚是一點鐘，一個晚報的記者平均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可以去寫新聞，可以去處理新聞。可是晚報在台灣有一個非常驚人的重要性，那就是晚報基本上決定了當天晚上台灣大量的談話性節目要談什麼。因為談話性節目不可能一直等到要播時才決定，所以他們最依賴的就是晚報，晚報的標題是什麼？屢試不爽，請你們自己去看，每一天你看晚報大概就可以知道汪笨湖要講什麼，陳文茜要講什麼，趙少康要講什麼，李濤要講什麼。所以它的影響力很大，可是這個影響力是合理的嗎？當然不合理。晚報的記者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去處理這些新聞，而且萬一這些官員的行程延誤或行程比較接近中午的話，等於他當場就要把很多事情記下來。還有一些事情希望你們了解，記者的稿子回到編輯台，編輯要下標，編輯根本不在新聞現場，編輯從看稿到下標，依照晚報大概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所以他要藉由新聞記者傳回來，匆匆忙忙寫的稿子下一個匆匆忙忙的標題，所以這個匆忙的結果會讓他們選擇老師說「錯誤的重點」。我們自己跑新聞跑那麼久，曾經參與那麼多的新聞事件，我們又知道電視台的新聞是不能信的，晚報的新聞是不能信的，那裡面太多太多的斷章取義都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那裡面有很多無中生有，或者根本是張冠李戴。無中生有是當編輯台發現這個新聞沒有重點的時候，他就會去發明一個重點給這個新聞；張冠李戴很簡單，新聞有時候沒那麼了不起的學問，編輯會看錯稿，編輯會誤以為記者寫了什麼，可是記者寫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教育，你大概把幾樣東西比對，例如說同一家報社，你去比對中國時報和中時晚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把今天晚報的題目跟明天早報的題目做對照，今天晚報的報導跟明天早報的報導做對照，你可以看出非常多的玄機。第一個你可以看在晚報那個倉促的還境底下認為很重要的新聞，到第二天的早報不見了，因為那很可能就是假新聞。第二個同樣一個新聞，晚報抓的標題是這樣，為什麼到了早報變那樣？隨便舉個例子來講，我們這種例子滿腦子都是，真希望能把這些垃圾統統丟掉，可是丟不掉，我隨時可以跟你講二十個、三十個例子。例如說前幾天，杜正勝部長，我的老師，去參觀百年國小的展覽，當天晚報報導這篇新聞的大標是寫「杜正勝部長說，我們學哪一國的國語，我們就是哪一國人」哇！這個很聳動呀！因為他看日據時代的課本有漢語課本和國語課本，國語當然是日語，所以杜正勝主張如果學日語是國語，那我們統統都是日本人，這個就可以做題材。我一直在看第二天的聯合報它有沒有這個標題，這標題不見了，為什麼這標題不見了？因為杜正勝當時講的話就不是那個意思，所以等到了早報的新聞時，一個記者到了編輯台，他有更充分的時間去處理時，他就有基本的良心跟基本的規約。所以你們去比對，中國時報和中時晚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你就會了解晚報是怎樣在運作，晚報是一件多麼可怕、多麼可惡的一樣東西。
第二個你們可以去做的教育的比對，我真希望我們可以活在一個社會大家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你們可以仔細的看電視新聞，電視新聞分成幾個要素，一個叫稿頭，就是主播念的那個東西，稿頭就是帶這個新聞，告訴你這個新聞大致是怎麼一回事；接下來會有一個新聞記者準備的新聞帶子；可是新聞從稿頭到新聞帶子到播放的同時，我們會告訴你現在誰在講話，還有標題，它有幾個成份在這裡。你每天只要花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仔細的看任何一家的電視新聞，你把這幾樣元素湊在一起，看看它有沒有出問題，你每天可以找出幾百個問題，稿頭跟新聞內容不符合，因為主播也沒有很認真看就自己寫他自己的稿頭，或是新聞記者給主播的稿頭被主播改掉，改成錯的東西。更嚴重的是誰在講話不對，明明這裡講話的是楊照，就打成王健壯，多得不得了。標題下錯的更多，明明是金瓜石發生礦災，有五個人被挖出來生死不明，記者是這樣報的，標題就是「金瓜石驚傳礦災，五人死亡」，太多這種例子，你們可以自己去看。所以整個新聞，我們一定要回到那個產製面，作為一個老師，我們可以告訴學生，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們可以小心什麼，為什麼這樣產生，也許長期下來，那個新聞用這種聳動的方式在改造我們社會的方法，才能夠得到一點點的防毒，你們可以少背一點黑鍋。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溝通的，除了我們要知道新聞是如何產製的，再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講，這個世界並不是新聞高興怎麼搞就怎麼搞，台灣現在我們誤以為是這樣。新聞有一套對的好的新聞作法，好新聞不是報導說好人好事，整個社會非常和諧，它是有個道理的，這個道理最容易的方法，還是一樣，如果你們給我四小時，講法不一樣，十分鐘要講的話，我們用最快的方式，從西方的新聞史做一個最簡單的review，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新聞，不要騙人，完全是西方來的，跟中國傳統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就看西方如何搞新聞。新聞之所以起頭，是因為社會變複雜，生活變多樣，所以每一個人對別人所過的生活越來越好奇，所以為什麼十七、十八世紀前沒有新聞這回事？哪有什麼新聞，鄰居過什麼日子我知道，我阿公過什麼日子，我孫子將來會過什麼日子我都知道，我不需要新聞，所以新聞的前身在西方社會，就是十八世紀的寫實主義小說。寫實主義小說就是你寫一大堆別人如何過日子，工人一看，「喔！原來中產階級這樣過日子」；中產階級一看，「喔！原來沒落貴族這樣過日子」；沒落貴族一看，「喔！原來新興的有錢人這樣過日子」，那裡面就充滿了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東西。十八世紀西方的寫實小說是這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晚清小說也是這樣，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不要小看那些晚清小說作家，因為他們等於一個人抵一本壹週刊，壹週刊要那麼多的記者才去搞一本週刊，他們自己坐在書房裡面拼命寫，你們如果有人看過吳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每一篇就是一個壹週刊的報導嘛！可是這樣的需求小說家後來沒有辦法繼續滿足，才出現了新聞。所以老實告訴大家，新聞的起頭基本上就是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任何越是光怪陸離的東西，越值得報導。所以到現在新聞學的第一課都還是教大家，「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光怪陸離、奇特的東西叫做新聞，因為它滿足好奇心。
可是我們要注意，新聞在西方它是這樣起頭，他不是一路就這樣走下來，新聞走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到二十世紀的初期，它產生了一個典範的大革命，因為美國的關係。美國的憲法規定，三權分立，監督制衡，看起來很棒，我們很多時候也把美國的政治體制當成我們的榜樣，可是回頭從歷史上面看，不要誤以為美國政治的運作，一向都那麼樣的順利。美國政治史上有非常黑暗的時刻，十九世紀的末期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是美國政治最黑暗的時候，我只能簡單的講，原來所設計的三權分立的架構，那些開國的元勳們，用盡了他們的智慧，還是有些東西他們想不到。例如他們當時想行政、立法、思法我在制度上讓你們互相卡位，卡得死死的，所以你伸出來的一拳侵犯到我，我就把你退回去，所以這樣的話就不會腐敗，不會墮落，三權彼此互相制衡。可是他們忘了一個可能性，如果有高於三權或外於三權的能力，去控制這三權，把三權從原來的監督制衡變成彼此合作，那就麻煩了，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政治所發生的就是這個狀況。什麼樣的力量介入呢？用中文講更清楚，「黑金」。金錢跟暴力結合在一起，綁架了行政、立法、司法。所以原本行政、立法、司法應該互相監督制衡，就變成大家來共享利益。我們今天學校要蓋一棟體育館，六千萬，本來照道理講，當行政部門要有這樣的資源，立法部門就要監督。現在行政部門說六千萬事實上我只需要用一千萬，「怎麼樣？兩千萬給你」，立法部門就說：「好吧！我們就收六千萬」；本來司法部門看到任何風吹草動應該主動介入調查，「沒關係嘛！六千萬我花掉一千萬，給人家兩千萬，我還有一千萬送給你」，你再收了這一千萬。好吧！那我們大家都很快樂，但是什麼東西受到損害？公共利益受到損害。所以那是美國政治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三權非但互相不監督制衡，三權變成黑暗的一個大共犯。怎麼辦？我今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知道我有偏見，因為我的身份、我的工作的偏見，我認為這個偏見也沒有太嚴重，我可以這樣說，是新聞的改變，新聞典範的轉移救了美國。為什麼紐約時報這麼重要？因為紐約時報就是那時發動新聞革命最核心的一個力量。
泰吾士報是現代新聞的起點，可是現代新聞標準的制定者，毫無疑問，紐約時報。他們怎麼救美國？很簡單，今天你們要這樣勾結把六千萬亂搞，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讓你們彼此之間在幹什麼透明化，新聞只做一件事情，它讓在私底下，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情透明化。所以為什麼新聞叫做第四權？因為你必須要有這第四個權利把三權彼此之間的互動披露出來，這個三權才會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面，彼此監督制衡。那一刻開始到三零年代的時候，什麼叫做新聞？就從原來的新聞報導進展到新聞學或是新聞專業。新聞專業就建立了一個非常明白的概念，這個概念我相信應該可以說服你們，最簡單的一個概念，新聞跟新聞記者是一種特權，什麼樣的特權？我經常訓我們家的記者，我說：「你一定要記得，你當一個記者，你就擁有發問的特權。」什麼叫做發問的特權？今天有一個人走進來，看到校長就跟校長說：「校長我有一個問題，你們學校的預算為什麼是這樣用？」校長：「你是誰呀？為什麼你要問我這些事情？」你可以不回答的。或是今天`有個人打電話到台東縣教育局說：「我現在要找局長！」再笨的總機一定都會說：「你是誰？你找他有什麼事？」「我要問他一些問題」，你會不會接過去給他？不會嘛！可是今天如果他打電話進來說：「我是新新聞的某某某，我可不可以請教局長幾個問題？」總機會趕快去問局長說：「有記者耶！有記者要問問題」從這兩件事情你們可以了解，這兩個人可以是同一個人。那時我們去堵林信義副院長，我問我們的記者，今天你擠在副院長的旁邊說：「副院長副院長你告訴我，台灣經濟的未來到底該怎麼辦？台灣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什麼？」副院長會不會回答你？他馬上叫隨扈把你綁開嘛！我說：「你們一定知道你們該怎麼做嘛！」你們一定衝上去，先講：「副院長，我是新新聞記者黃白雪，可不可以問你台灣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什麼？」他聽到你是記者，他甚至不會看你的名片，也沒辦法查你的ID，他已經必須感覺到他有那個壓力，我不能把你當一般人把你推出去，我至少必須敷衍你幾句回答你的問題，我說：「同樣都是你黃白雪，你有沒有新聞記者這四個字頭銜，他的差別這麼大，所以新聞記者當然是一個特權呀！」那我們就要回頭去問，為什麼我們要給新聞記者這種特權？為什麼要給新聞記者這種特權讓他高興問誰就去問誰呢？為什麼每一個人看到新聞記者就覺得我有回答的義務？我們不會平白的把一個權利交給一個人，任何權利的交予，一定表示這個社會希望你盡到什麼樣的義務，或做到什麼樣的責任，達到什麼樣的功能。一九三零年所建立起來的美國正統，它的道理清楚明白，因為新聞記者所面對的，他要監督、報導他要試圖使其透明化的這些對象，都是有權利的人。因為你要面對這些有權利的人，所以新聞記者也應該有權益，不然你怎麼面對這些你要監督的對象？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可是這個道理我們再回頭看，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台灣今天有這麼多這麼多的新聞是不對的新聞？因為今天新聞記者他佔用了這個社會所給他的特權，他沒有在盡他應盡的義務，所以你們也就應該知道新聞有些最基本、永遠不應該改變的。比如說，新聞記者我們給你這麼大的權利，你就不應該去跟蹤蕭薔，你就不應該是去管誰跟誰在哪裡，有還是沒有上床？很簡單嘛！新聞最根本的一個意念叫「議題」，議題聽起來很學術，很抽象，最簡單的話，「干我屁事」！新聞記者我們給你這個特權，你要去把跟公共利益有關，跟我們有關的事情保障其透明化，這才叫對的新聞，這才叫好的新聞。如果新聞沒辦法這樣做的話，新聞記者跟新聞單位憑什麼給自己這麼高的地位？跟憑什麼要求這麼高的權利？這兩樣東西永遠都要符合的。所以新聞學三個層次都有很多的學問，可是降到最根本，還是在於權利與義務的相符合。新聞記者所擁有的權利，是你們每一個人所給他的，是這個社會共同共認所給他的，所以他就不應該濫用，問題在哪裡？問題就出在今天絕大部份，除了比較辛苦比較倒楣的新新聞記者之外，台灣絕大部分新聞工作的同業，從主管到第一線的記者，他們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為什麼特別要跟我們的老師們講這些東西？因為我還是相信，這個社會付予你們那麼大的責任，可是你們沒有大的力量改變媒體？不是！你們有力量、有機會改變媒體，如果你們願意支持兩件事情。第一個如果你們如果願意多花時間了解對的新聞應該怎麼辦，如果你們願意很清楚的去整理去反省，在那個對的原則底下，台灣今天的新聞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如果你們願意把這兩種知識，每一天每一天藉由你們在老師這個位置上的影響力，去告訴你們的學生，慢慢的這個社會，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多做一點事。我們想像的比較短期的，只要你們多說幾句，總會有小孩興沖沖的回去告訴爸爸媽媽說：「這個新聞不要看，老師說這個新聞不是這樣」哇！那個爸爸可能很氣，可是沒辦法，老師說的。更長遠的，這是我的夢想，十年、二十年，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的老師，每一個人有幾個老師他可以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在任何時刻，他教給他的學生什麼叫做新聞，新聞是一個怎麼樣理想的事業。讓將來我們每一個小孩長大的過程當中，新聞工作這件事情就跟作為一個鋼琴家一樣透徹明白，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在他長大過程中會認為鋼琴家可以不彈鋼琴，鋼琴家可以不練鋼琴，他對這整個行業非常清楚，等到他選擇他還要做這個行業的時候，他就會變成這個行業裡面對的人。你們的影響十年二十年後，或許就可讓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這個行業裡不要那麼樣的寂寞、那麼樣的辛苦，不要每一天我們都希望說：「come on，我們為什麼要在這種地方做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到紐約時報做事？」不會讓我們每天這麼寂寞。到那個時候，我也相信，長遠來看，這個社會會因為你們多做一點點讓自己少背混蛋黑鍋的努力，而變得好很多很多。
時間：93.11.28 14:00-16:00
主講人：楊照先生
題目：媒體與時代朝流
今天要與大家談媒體與時代朝流，基本上，在我的腦子裡有兩套不太一樣的東西，但我等下要談的大部份是跟老師、跟教育比較有關的東西，從我自己了解的教育部份看媒體與時代。
再了不起的人也沒辦法用一千字講好一個故事，所以每次我講這些小故事的時候都覺得我對不起這些故事，但我這幾年的習慣是從不同的故事，看我們所面對的環境或遇到的狀況，所以我今天還是講幾個故事，有的不完全是故事，我一開頭就要先講四、五件事情，我會講得完整一點，不會像在報上一千字就要解決掉，你們乍聽之下也許不會了解這五件事情之間有什麼關係，但我一定會回來跟大家說明。
我想有人聽過一位日本的作家叫大江建三郎，他寫過一本書，在座的老師都應該去讀一下，因為這對老師是一個很大的挑戰，書的標題叫做「為什麼要上學？」可見這個人對學校、對老師是存有一些質疑的。但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並不是這一本書，而是他最近寫的一本小說，我沒有要介紹小說的內容，而只要介紹書名，書名中文翻譯為「換取的孩子」，聽起來滿彆扭的，你會覺得學問滿高深的，畢竟是諾貝爾文學獎的得主所以會取很奇怪的書名。其實不是，他是以外來語「changeling」作為書名，概念其實簡單得不得了，就是被掉包的小孩。為什麼有changeling？changeling是什麼？是以前歐洲的傳說，傳說小孩在成長的過程中，森林裡有精靈會到你的家裡來把你的小孩掉包。為什麼會有這種感覺其實還滿容易理解的，例如說我們家有一個六歲的女兒，我的太太大概每隔幾個月她就會講說「奇怪，妳現在怎麼這麼難帶？妳怎麼這麼皮？妳現在怎麼這麼壞？三個月前你很乖！」這是每個人在養小孩中經常會有的感受─我的小孩怎麼變了？所以歐洲人就發明一個傳說來解釋這件事，我印象當中很乖的小孩現在怎麼變得這麼壞？沒錯！你的小孩被掉包了。
我十幾年前在高雄鳳山當兵，那也是我最常到臺東的一段時間，當時跟我當兵的一位同僚，我在軍官寢室與他同寢室，他的年紀比較大，是一位職業軍人，結了婚，小孩慢慢長大。我印象很深刻，小孩準備要上小學時，我那位同僚很焦慮很焦慮，他是一個很難得的愛思考的爸爸，所以他每天都想很多事情，他想「我如果把他送到學校去，老師會教他一套東西，而老師教他的那一套東西，很可能會跟我的不一樣」，換言之，他的最大焦慮就是他要把他辛辛苦苦拉拔長大的小孩送入虎口，很可能會一去不回，或是回來時就變成了被掉包的小孩。他一直在想，老師的威力好大，我的小孩只不過去上幼稚園大班一年，回來就告訴我說「我的老師說什麼，我的老師說什麼。」我那位同事當時焦慮得不得了，當時我才二十出頭，對於養小孩沒有什麼概念，但那位同事讓我印象非常深刻，如此的焦慮，焦慮到每天來跟我們討論，因為他認為「你們是大學生，應該想事情想得比較多」，跟我們討論說應該怎麼辦，還想了很多種可能性。其中一種是，我如果堅持我自己，我認為什麼樣的事情是對的，結果我的小孩回來告訴我說「爸爸，你刷牙的方法不對，我們老師說要怎樣刷牙」，那我要怎麼辦呢？如果我堅持我自己的想法，告訴我的小孩說你的老師不完全是對的，那我可以保有我自己的生活，但我的小孩可能會精神錯亂，他必須活在兩套價值裡面，老師的價值一套，他自己的價值一套，這樣好像不太對，這樣對小孩是太折磨。那這樣怎麼辦呢？我全面棄守，老師說什麼，小孩帶進來告訴我什麼，那我就乖乖照做。他又想，我都四十歲了，那等於不只是我的小孩送去被掉包回來，連我這個大人都變成另外一個人了。沒有辦法嗎？他痛苦的不得了。有一天，他甚至跟我講說「我今天下了一個最重要的決定」，我還記得那時我陪他兩個人騎著腳踏車去高雄火車站，「如果可能的話，我不要讓我小孩上學，我跟我太太兩個自己教」。我說「那你有沒有想過，他會不會沒有朋友？」他就說「不會！這我想過，我會讓他經常有很多朋友來我們家，我也會一起教他們，跟他們一起玩」。當然，第一個你當然想職業軍人哪有那麼多時間？我說「這是你老婆的事。」後來騎一騎我就問他「那你有沒有想過，將來他沒有文憑怎麼辦？」他呆了，「阿對！不行，沒有文憑將來我會害死他！」
這整個過程讓我有一個最深刻的印象就是，其實在我的生活周遭，有很多人都有，那就是「小一家長焦慮症」，小一家長焦慮症一個最重要的核心但常被我們忽略的東西，在我這個朋友身上表現的最清楚，很多家長擔心的並不是這個小孩送到一年級他會不會不適應，當然有的家長是會擔心這個，這後面有一個隱藏的焦慮是，我們「引狼入室」，把老師的權威帶回到我們的家庭裡面，從此以後決定這個家庭的是非對錯，決定什麼是好是壞的不是我，不是家長，而變成了老師，老師的影響，老師的權威，老師的能力是這麼大的，我覺得做老師的這件事情你們一定要放在心上。這是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
我要講的第二件事情也是十多年前了，那是我在美國念書時的事情，我一路念書都不是很認真、很稱職的學生，不是那麼愛上課，所以到現在年紀一把了，我最害怕人家問我的問題是，「影響你最深的老師是誰？」我很難找出答案來。我在美國念書時也一樣不務正業，我記得有一年，我跟我太太住學生宿舍，我們住的那棟樓剛好要改建，學校就把我們遷到別的宿舍去住，我剛剛好被分到法學院旁邊的宿舍，我好高興，因為我每天進進出出都要經過法學院，所以我就跑到法學院去上課，亂七八糟上了一大堆課，那些課十幾二十年後依然影響我很深，讓我了解到在美國正統的教育底下，法律是什麼，法律能幹什麼、法律不能幹什麼，不過這是題外。
有一門課我一直到今天為止都沒有辦法遺忘，因為那門課我當時是誤打誤撞進去，坐在那裡，一屋子全都是哈佛法學院，真的是美國頂尖的菁英。要能進入到那個學校裡，連「進入」都很難，當然你最後能夠畢業是更難，不過你一旦畢業了，基本上紐約的大律師事務所，大公司的法律顧問，甚至你要當參議員、當總統，大概都在你可及的範圍內。那一屋子的一年級哈佛法學院的菁英，將來要當美國大律師的，他們去上一門課，那門課的老師是哈佛最有名的左派的教授。那個教授一進來，一看，他很不像個教授，所有左派的人你都知道他長什麼樣子，很簡單，如果用他當時那個樣子的話，我現在不知道會有多麼正式，穿著多麼體面。留個大鬍子，穿著破破爛爛的，到教室坐下來，那學期那門課的第一堂課，他開口講的第一句話就是，「你們一定要知道，每個坐在這裡的人都是混蛋！」所有的人都呆了，我們幹嘛了？我們哪裡得罪你了，這門課的第一堂課，老師講的第一句話就是罵人，非常難聽，你幹什麼罵我們？為什麼每個人都是混蛋？五分鐘之後老師解釋，等到五分鐘之後每一個人都點頭如搗蒜。
他怎麼解釋？一個很簡單的事情，他要每個進到這個課堂上自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美國頂尖的菁英們，只要想一件事情就好，你們在這裡受這個教育，將來出去，你們要擔任律師，美國每一個律師，尤其是哈佛法學院出去的律師，在他法律的生涯當中，他一輩子大概要經手一千五百件案件，在這一千五百件案件中，你很清楚、明白、了解，每一個案件對你而言只是你律師生涯中的一千五百件之一，可是你回頭去想，雖然像美國那種好訟的國家，雖然打官司對很多人以為不是一回事的美國而言，任何必須要打官司的那件事情，對你的當事人來講，都是大事，而且那一千五百件裡面，至少有八、九成那個案子會決定性的改變你的當事人的一生。所以為什麼我一開頭要叫你們混蛋，你們要清楚了解，這是你們這個職業上一項必然，對於改變人一生生命的這件事情，你再怎麼有良心、再怎麼了不起，對你而言也只是一千五百分之一，所以你用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態度，與一千五百分之一的時間與精神，對付別人生命中的很可能是百分之百，你注定是一個混蛋。我為什麼一開頭就要罵你們？因為我認為，律師這個行業只有一種幹法，這種幹法就是你先承認你自己是個混蛋，你先承認這個行業就是去培養出一堆混蛋來，你不可能成功的。你要先告訴你自己，你幹律師這一行沒有所謂「成功」這兩個字，你永遠一定是辜負別人的，沒有一個再了不起再成功的大律師，他回顧他一生，他敢於說這一千五百件案子，我沒有辜負任何一個人。你要先承認你自己是個混蛋，你才會做一個對的決定與對的態度，對的態度就是─「我註定是一個失敗的人」，可是在這個失敗的事情中，既然我選擇了這個行業，我要努力讓自己不那麼混蛋。意思就是說，我們在最後律師生涯結束的那一點時，只剩下大混蛋跟小混蛋，最了不起的就是最不混蛋的那一個，如此而已。這當然是一個當頭棒喝，好不容易混進了哈佛法學院，自以為自己很了不起的人，他就是要告訴你，如果你以為你自己有任何一點點了不起，最後你就是那個最大最大的混蛋，你唯一能做的努力是，我如何能讓自己少混蛋一點。
這席話我相信那個老師是刻意的，而且後來我才知道那個老師很有名，他每一門課的第一堂課都講不同的話，換句話說他不會每一年都重覆，他如果每一年都重覆講這樣的話，第二年人家就知道你要說什麼了，我覺得我真是幸運，那年他剛好選擇這段話來驚嚇他的學生，同時也驚嚇到我，我不可能忘掉，這段話一直到今天為止，一直在我腦海裡。讓我看到很多事情，例如讓我反省站在這裡，作為一個新聞媒體工作者，我必須知道，我必須採取這個態度，我們被註定就是一個混蛋，但是我們如何讓自己少混蛋一點。
再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原諒我，我也必須說，幹老師的，不也是那麼一回事嗎？每一個老師自己也捫心自問，你想想看你一輩子要帶多少學生，尤其你如果是小學的老師、中學的老師(大學的老師則不太一樣)，中夜醒來時，你真的有把握說這個學生不會聽我的，我不可能影響到他，我今天講的任何話、做的任何事情，對這個小孩不會有任何關鍵性的影響，你真的有這個把握嗎？你想看你一輩子要帶多少學生，換句話說，你一輩子有多少機會，可以決定性的影響一個學生未來的走向，如果從這個角度來看，你們跟當年坐在那邊的哈佛法學院的律師是在同樣的一個處境，但每一個學生，你的職業規定你、要求你，你不可能用百分之百對待他，他可能是你一生當中的一千五百分之一，可是你怎麼對待他，可能是這個學生一生當中的百分之百。這不是恐嚇，應該說是一種期許吧！我們社會的確對老師有這麼大的期許，所以為什麼當我在這個社會上有一點點基礎的時候，我經常就被問到說：「影響你最深的老師是誰？」這反應了我們社會的一個基本價值，老師是有很大影響力的人，所以為什麼我要跟大家說我實在想不出來哪個老師影響我最深，我相信這對我所有的老師來講，他們都對我沒有責任，今天我做了什麼壞事，我變成了什麼樣的人，我的老師不用負責任。可是大部份的老師，尤其是社會上所認定的老師來講不是這樣，老師可以改變一個人變好、變壞、變聖人或是變歹徒，你們只有一千五百分之一的力量，要去對付每一個學生的百分之百，我們必須承認，在這個行業上面，也統統是混蛋。可是我們有沒有辦法，我們有沒有機會，讓自己在這樣不可能的任務上，在不可能的使命上面，變得不要那麼混蛋？這才是重點。這是我講的第二件事。
我要談的第三件事。幾年前我也當過老師，我在當年的藝術學院，現在叫台北藝術大學教書，我在戲劇系開課開了約三年的時間，我現在仍然在戲劇系兼任老師的師資名單上，可是我也誠實的告訴大家，我也大概三年沒有再去戲劇系開課，每一年開學時換了系主任，老的系主任一定會打電話來說：「回來開門課吧！」我每一次都非常非常掙扎，我在掙扎什麼？每次系主任都很不好意思的說：「我知道我們鐘點費很低，我知道我們關渡很遠。」我真的完全沒有一點點虛偽，我考慮的完全不是這個，可是為什麼每一次我最後都決定我不要再回去上課？因為我太清楚知道那裡的學生不需要我。當我在幫他們上課的時候，我明明白白的知道，他們是很痛苦的在敷衍我，你們痛苦你以為我不痛苦嗎？其實對一個老師，我覺得這是最基本的能力，你至少可以分辨得出來，學生是不是在敷衍你，那個學生敷衍的能力非常非常高，包括你如果不點名他們當然不會來上課，就算他們來上課他們也是看你的面子，覺得不好意思，如果大家都不來上課，對老師不好意思，所以他們偶爾會來，來的時候也明白的說當作我沒來，我人不在這裡，不要找我。最可怕的是期末你總要給他一個分數，要給分數你總要有一個依據，在那幾年開課的時候我想盡一切辦法，包括寫小報告、寫大報告、考試，用盡各式各樣的方式，我最佩服的是，學生就有各式各樣的方法來敷衍我。敷衍的程度到了驚人的地步。我一看，有學生感覺好用功，洋洋灑灑的寫了一篇報告上來，好難得喔！平常三、五百字就把我打發掉，嗯！這個學生很乖，寫了兩千字。可是我一開始看，看到兩百字的時候，我就知道不對了，他不是寫了兩千字，他抄了兩千字，抄了兩千字是幹嘛呢？因為這個老師還讀點書，我一看就知道這從哪一本書抄出來的。還有更誇張的是，考試的時候open book，我一定是open book，我不會要求學生背任何東西，然後我出了一個題目，我一看，學生在答案上寫的任何一個字，任何一個句子全部都是我寫的，他抄我的書，你抄老師的書還給老師幹什麼？真是天才！所以我再也不教了。
可是我一方面不教學校的學生，我另一方面還繼續在教書，我在台北上誠品講堂，上富邦講堂，講堂跟學校有什麼不同？他們必須付錢來上課，而且付錢來上課的人通常年紀都比較大一點，而且我都跟主辦單位堅持，我一定要上很艱難的課，例如我在誠品我開中國禁忌史、中國生活史、從生活看中國文化，後面這幾年我開二十世紀西方思潮、思想名著、好文名著選讀等，我印象最深刻的一堂課是，我在誠品講堂教海德格，那是德國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存在哲學家，那一屋子的人大概比現在再多一點點，約有近百個人，每個人都付了錢來上課所以都乖乖坐在那裡，我一路大概講了兩個半小時，我通常都講兩個半小時的時間，我一直在看現場，從頭看到尾，我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兩個半鍾頭，那不到一百人的學生裡面，沒有一個學生聽得懂我在說什麼。海德格說，有時間性的時間跟無時間性的時間，我們現在用物理的方式把時間區隔成一塊一塊，一分鐘就是一分鐘，前一個一分鐘跟後一個一分鐘是同樣的一分鐘，這種每一個一分鐘來切割、理解時間，使得時間的變化性不見了，所以前一分鐘的時間跟後一分鐘的時間變成同樣的時間，海德格說這就是無時間性的時間，所以時間哲學必須建立在重建有時間的時間上面。不用怕，我沒有要講兩個半小時的這個話，我只是要讓你們了解我當時在講什麼，這還是那一講剛開始最簡單的概念，從這個概念才能去推演什麼是有時間性的時間，才能去推演為什麼存在在海德格的哲學裡就被劃為時間，了解時間我們就知道存在是什麼。花兩個半小時，我知道我非講這個東西不可，可是我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沒有一個坐在底下的學員聽得懂，但上完那一整堂課，我的感覺絕對不是挫折，我的感覺是非常非常感動，我在備課時已經了解他們大部份都不是哲學系的學生，大部份都沒有哲學的基礎，我當時早就算好了，如果我上完課時，只有三分之一的人睡著，那我就已經是功德圓滿，我印象太深刻了，沒有一個人睡著。正因為我清清楚楚知道他們聽不懂，所以讓我更驚訝，沒有一個人睡著，那真的是感動，我覺得我何德何能，你們完全聽不懂我在說什麼，但你們完全沒有睡著，其實這對我是一個很大很大的對比。我教我的學生時，比如說我教文學課，我一定要想盡辦法，我不可能一開始就叫他們讀赫曼.赫塞，更不可能叫他們讀薩特，我說：「你們可不可以試著讀一讀村上春樹？」可是我的學生不鳥我。我對這些人這麼樣的殘酷，我對他們說：「我們今天要來讀存有與時間。」沒有一個人睡著，差別在哪裡？我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當然我得到了一個答案。什麼讓他們沒有睡著？不是我，不是海德格，而是他們對知識的好奇，與對知識的興趣。
所以當你對一個奇特的東西有好奇、有興趣的時候，你不會睡著，雖然你不知道他在說什麼。這幾天我碰到另外一個老師劉岠渭，他也是北藝大音樂系的教授，但這二十年來他一直在推廣如何讓台灣社會理解古典音樂。他每次看到我就一直跟我說：「楊老師，對不起。」為什麼要跟我對不起呢？因為我們在富邦講堂招課是同一個時間，我的教室在他的教室隔壁，他都會說：「對不起，吵到你了！」我都會說：「沒有啦！你們低音部比較強的時候才會吵到我們。」因為他們一直在放音樂，所以知道會吵到。那我就跟他聊同樣的問題，因為我知道他一方面在音樂系教書，一方面又花很多力氣教不是音樂系的人聽音樂，問他為什麼花那麼多的時間教那些不是音樂系的人音樂？教音樂系的學生不是比較有成就感嗎？劉岠渭他真的是一個謙謙君子，一直被我逼問，終於問出一個答案，他說：「因為我在音樂系，我放什麼音樂我的學生沒有興趣。」我問：「所以你的意思是這些學音樂的學生事實上根本不喜歡音樂嗎？」他說：「對對對對對！」
我們在聊時就回到一個主題，事實上我有太多朋友在大學教書，幾乎只要跟他們見面，都會聊回同樣的一個主題，例如現在在聯經出版公司擔任總編輯的林載爵，也是我的老朋友，因為跟我一樣都是學歷史的。那一陣子我碰到他，我說：「耶！聽說你已經不在東海大學教書了？你年紀那麼輕，你退休幹什麼？」他就一副「你在說瘋話」那樣子的看我，「我怎麼可能繼續教下去呢？學生根本不學嘛！我們去教幹嘛呢？所以我專心做我的書本工作，不要教書！」當然，我跟劉岠渭談、我跟林載爵談，後面都談到一件事情，大家就開始罵。為什麼這些學生到了大學的時候，他們對於知識沒有興趣？他們對於我們想要教給他們的東西沒有興趣。
我們都是老骨頭，當然，如果這邊有年紀比我大的人那就不好意思，吃你們一點點豆腐，我們都是老骨頭，所以我們還記得我們成長的時候，那個環境是一個威權的時代，那個威權的時代的確我們的課本、我們的知識裡面充滿了謊言，因為他不願意你去追究，不願意你去認識，所以他就不讓你多讀書，不讓你多追求知識。不過那個時代我們最重要的事，不就是「偷偷摸摸」去讀一大堆亂七八糟的東西嗎？我到今天還是認為我生命中的一些寶藏，例如陳映真的小說，我的第一本陳映真小說的版本，是我一個字一個字手抄抄起來的，因為那是個禁書，流落到我的手裡只給我兩天的時間，那我別無辦法，只好努力的把它抄下來。我那天拿給林懷民看，林懷民幾乎要哭出來，「好棒！你竟然留有這個東西」。這是我們那個年代，我們想盡辦法要追求知識，我們對所有不讓我們擁有知識的那些權威，我們無力對抗，可是我們就偷偷摸摸、一點一點的不斷追求。可是為什麼現在的小孩子這樣子呢？沒有人不准你去追求任何東西，你竟然一點興趣都沒有，好！每一個跟我同輩的教大學的人他們就得到一個答案─「那些中小學的老師到底在幹什麼呀？」他們得到的答案就是這樣子，「我們很無奈也很無力，學生送到我們這邊的時候就是這樣了，難道能怪我們嗎？不對！一定是你們的錯。」想想，中學老師在幹什麼？小學老師在幹什麼？我們這樣講一方面很爽，一方面想一想也是滿有道理的，如果不是中小學的教育出問題的話，為什麼我們這些教大學的會那麼樣的無力，會那麼樣的倒楣，到後來都決定不要教了，一定有問題。這是我要講的第三件事情。別急，我等下會把這些東西串起來。
我要講的第四件和第五件事情，要講兩個西方的學者，你們不需要記他們是什麼人，這兩個學者從很不同的角度反省了很特別的問題，其中我要講的第一個人叫EH Gombrich，如果這邊有學藝術或藝術史的人可能有人聽過，他是二十世紀文化科學最重要的建構者，他一生在解釋一件事情─藝術如何慢慢的在演化，人類藝術的能力如何從最粗糙的慢慢發展越來越精緻？人為什麼這樣追求？Gombrich是個藝術史的大師，可是一直到他死前，有四十年的時間，有一件事情非常非常困擾他，他從一開始研究人類藝術的發展，追索到十九世紀，接下來到二十世紀就出問題了，因為他發現，二十世紀有一個潮流他沒有辦法有效的解釋。在他過去所看到的，人有一種本能，我們不斷的追求更好的東西，不斷追求更精緻的東西，所以藝術的每一個技術的發明，都跟人如何求好、求精緻有關係。例如，十五世紀時，人類發現透鏡如何使用，他們就運用透鏡在文藝復興的繪畫上面，所以你現在看到文藝復興的繪畫上，有很多很具體的繪畫的手法，其實那時的人有很多運用工具加以協助，每一個突破都是人求好求精緻重要的一步。可是回到二十世紀，不對了，四十年來一直想要解釋一個問題、解釋一個現象─發展到了十九世紀幾乎是精緻、美好的文化，為什麼到了二十世紀被放棄了？用Gombrich的話講─「回到原始」。為什麼二十世紀的人有一種想法，要回到比較原始的狀況，為什麼他們不要好的東西了？不管是野獸派、立體派，他覺得畢卡索的確有一種藝術的能量，可是他為什麼不要他藍色時期那個明明白白已經非常華麗、精緻的東西，要回到他後來那樣的一個風格？整個二十世紀對Gombrich來講就是一個謎，他覺得他做為一個文化科學家，他一定要解釋人為什麼要從精緻、從美好滑落下來？
他花了四十年的時間，到他死的那一刻，他沒有把這件他想像中的解釋這個問題的那本大書寫完，這本書後來在他死後，2002年出版了，我看這本書時，越讀我越覺得悲哀，Gombrich是一個那麼博學的藝術史家，人家最喜歡形容他他文章的風格就是「雄辯」，一個那麼博學又那麼雄辯的藝術史家，可是他整本書沒有說服我，我都知道我沒有被他打動、沒有被他說服。為什麼？因為我不同意它的前提─人有一種追求精緻、追求美好的本能。因為基本上他的背景還是西方十九世紀的人，作為一個二十世界成長的人，到了二十一世紀，我的前提一定是倒過來的─人怎麼可能會本能的去追求精緻和美好？所以我們真正要解釋的是，為什麼在人類的某一階段中，發展出這種傾向─違背自己墮落的本能，願意去追求美好的東西？願意去追求精緻的東西？為什麼在啟蒙時期到十八世紀在西方會出現那種教養的概念？為什麼會有品味的概念？這才是人類歷史上的一個特例。二十世紀其實只是從那裡回到常軌，如果我來解釋那就很好解釋啦！根本不需要花上四十年的時間去說明這件事。
第五件事我要跟大家介紹另外一位英國的左派史學家Raymond Williams，他一輩子在做左派的歷史在做勞工的歷史，可是他也是碰到一個大的問題─到了二十世紀之後，勞工、工人還有他自己的文化嗎？勞工、工人的文化跟所謂的大眾文化之間，到底有沒有差距？這對於一個左派史學家來講，非常重要。我不講他在左派史學那邊怎樣解釋工人文化，我講大眾文化。因為這樣Raymond Williams對大眾文化做了非常多研究，在他的研究結果裡，有兩件事情你看了真的會心有戚戚焉。
他所歸納的第一件事情是大眾文化裡永遠低於一般品味的原則。我不需要舉Raymond Williams的例子跟你們講，我用台灣的例子跟你們講就清楚了。例如，我們每一個人都看過台灣的連續劇，台灣的連續劇是我們大眾文化裡非常重要的一部份，可是我們可以這樣講，我們自己問自己，台灣的連續劇就代表著台灣這個社會的一般品味或平均品味嗎？我們只要講一件事情就好，你們自己去看台灣的連續劇，你用什麼態度在看台灣的連續劇？大部份看連續劇的人都不承認自己的品味像連續劇那麼低。那個時候日劇為什麼會突然之間紅？韓劇為什麼會紅？因為我們每個人在看台灣連續劇的時候，我們的心裡機制是很無奈的，當然不純然是很無奈的，我們在一邊看的時候會一邊想，「如果我來拍的話，這個人在這邊不會打人家一個耳光，這太粗了！」「如果我來拍，這個車禍不會在這裡發生」。我們知道我們比這個連續劇好一點。我們繼續再看，可是在看的過程中，我們知道我們高於這個連續劇，等到日劇來時我們為什麼那麼愛看？因為原本看到這邊台灣連續劇會打人家一個耳光，你說：「我來拍不會打人家一個耳光。」日劇果然就沒有打人家一個耳光。你會說：「對！這個對！」為什麼明明絕大部份在看這個連續劇的人他自覺它的品味高於連續劇，但是每一個大眾文化的產物，它還低於平均一般社會的水準。這是一個大問題，我覺得你們作為大眾的一部份，作為教育的一份子，你們可以去思考。那我講Raymond Williams講的這件事情可怕的地方在哪裡？那就是從二十世紀大眾文化興起之後，它就有一個非常明顯的惡性循環結果，大眾文化造出比這一代一般大眾品味更低的東西，因為大眾文化強大的影響力，所以到後來新一代興起的一般品味就比上一代來得低，等到這一代的品味變成這樣的時候，大眾文化依著自己的邏輯，它又會把它的標準降低，所以大眾文化永遠比大眾品味來得低，而且它會製造出下一代更低的文化品味，這是Raymond Williams的結論。
Raymond Williams的第二個結論是大眾文化為什麼會這樣去運作？最後關鍵在於它創造一個沒有一個人負責任的反共犯結構，共犯結構就是事實上每個人都有份啦！大眾文化的闡釋跟大眾文化的系統剛好相反，每一個人都沒責任，每一個人都沒有關係，我也不需要用Raymond Williams舉的例子，還是回到台灣。你們也都看台灣的綜藝節目，你們也經常看到台灣的綜藝節目鬧新聞，每一次出什麼新聞像是「藝人受傷」、「偷窺秀」做得太過火被新聞局罰錢，我們跑綜藝線的記者他們也都有任務要追問「這到底是誰的責任？」「為什麼會出這個事？」你們去看那個基本的、最簡單的反應是什麼？你去問電視台，電視台會說：「不是我們呀！你以為我們水準這麼差？如果今天我真的可以決定的話，我怎麼會要這種節目呢？」那誰要這種節目？「你去問製作人嘛，他只給我們這種節目呀！我們要好的節目也沒有呀！」去問製作人「你們為什麼要做這種節目？做這麼爛的節目？」製作人說：「你以為我水準這麼差呀？你以為我如果有選擇的餘地的話，我會去做這種節目嗎？」問他：「這節目不是你做的嗎？」他會說：「沒辦法呀！如果我不做這樣的節目，要做很高級的節目，就不會有廣告呀！那你去找廣告商。」廣告商說：「你以為我那麼沒水準呀？如果我有選擇的話，我會要這種節目嗎？你以為我愛看這種節目嗎？」問他：「那你不愛看這節目，覺得這種節目不好，你為什麼要上他的廣告呢？」「沒辦法呀！這種節目才有收視率呀！才有觀眾要看呀！」好了，觀眾是誰？你們嘛！問你們，那你們覺得怎樣？「我水準有那麼差嗎？問題是我只可以看這種節目，電視台只給我這種節目呀！我要看好的節目沒有。」好，又回頭。你看這個循環就是Raymond Williams說的反共犯結構，沒有一個人有責任，每一個人都覺得我水準有那麼差嗎？你們當我什麼人呀？你以為我是看這種節目的人嗎？可是我們大眾文化就只會產生這樣的東西。這還是一樣，這裡面有非常複雜，我今天沒辦法在這裡細講的文化工業的結構，可是這個現象應該給我們很大、很多的警惕。
我前前後後講了這五件事情，因為這邊有很多的老師，然後我現在要把五件事情串起來。我要講的，其實就是告訴大家，有一些事情，我們逃躲不掉，當然，我還是有一些旁觀、說風涼話的味道，因為我就不是老師。我們在旁觀者的角度，我要告訴老師，當這個社會發生什麼樣的事情，尤其這些事情跟學生有關係，跟教育有關係，「都是你們的責任」。所以那時我的朋友他為什麼有那麼高的焦慮？因為如果我把一個小孩教壞，我認了。可是老師把我的小孩教壞，大部份的家長不會就認了，大部份的家長把小孩送到學校去，他相信小孩會被掉包，他絕對不相信我小孩原來很壞，到了學校被掉包變成一個好小孩回來。他想的一定是我好好的一個小孩到學校去，為什麼變成一個壞小孩回來？只有這個時候，他會意識到學校教育的存在。換句話說，學校教育是這個社會最後的代罪羔羊，任何事情出狀況，我們在大學裡教書教不動，第一個想的是當我們有這個餘裕，「我不要教，我可以不教」，再下來我們就說「都是你們的錯！到底中小教育出了什麼問題？你們到底在幹嘛？」但我們如果從另外Gombrich與Raymond Williams講的兩件事情，我們其實可以得到一個結論，那就是當老師仍然在台灣社會背負着這麼重要的責任。我老實說，我碰到的每一個大學老師，我的朋友中那麼多的大學教授，每一個都在罵你們，你們耳朵不覺得癢嗎？李家同教授有來過，他也最喜歡罵你們呀！他每次改到學生的英文作文的時候，他會先把你們罵一頓，再把台灣的教育體系罵一頓，我們都覺得這是一定有問題，沒有任何一個人會覺得說他做事沒有問題，但當這些問題出現的時候，大家抱怨的一定是老師。但盡可能站在你們的角度，我必須要說，你們有一點點無辜，有一點點冤枉。為什麼？因為小孩不是真正你們在教的，最大的一個問題就出在這裡，最大的問題就在於，今天我們這個社會仍然相信，老師應該扮教育的最後一個角色，可是整個社會狀況已經改變到老師對於學生能夠產生的影響，其實是有限的。
換句話說，你們可能經常在背黑鍋，你們可能不知道，為什麼你們會背黑鍋而不知道？因為家長不會這樣想。例如說，當老師做了什麼決定，當老師有什麼想法，跟家長不合的時候，家長會去跟老師溝通呀！教育局與衛生局一直在鼓勵口腔衛生，例如最近台北市的幼稚園跟小學都在鼓勵小孩使用漱口水，很多學校老師就很困擾，因為家長就會去跟老師溝通說：「為什麼一定要我的小孩使用漱口水？我們家一輩子沒有人使用漱口水也沒有人蛀牙呀！我的小孩覺得漱口水非常辣，他可不可以不要？」你都會去找老師溝通，跟老師講，可是如果這個影響，這個價值、思考是來自於其他外在的力量，你覺得我們的家長會去跟這個外在的力量溝通、抗議嗎？很簡單的，例如說媒體、電視。它在我們的小孩成長過程中，這邊有剛剛離開小孩階段的人，你們自己承認嘛！它扮演多重要的角色。可是我們的家長會在電視上面看到了，就覺得「唉呀！我應該要去溝通一下，我應該要去跟這個人講一下，他不應該這樣子」。第一個他沒有這個習慣，第二個他沒有這個能力，當他面對老師時他有這個能力，當他面對龐大的媒體結構時，他是無能為力的。對於老師和教育，這裡就產生很大的一個脫節─我們的家長，我們一般的社會大眾，我們對於學校，因為它就在我們旁邊，因為我可以去施壓，我可以去溝通，所以你就誤以為你施壓、溝通，就可以解決你的小孩會變成一個什麼樣的人的基本問題。他往往遺忘掉，或者他是刻意的遺忘，為什麼？因為我們人要活下去，我們不能活在這種陰影底下，所以他刻意的遺忘，那個更龐大在決定他的小孩是誰，他的小孩未來會長什麼樣子。就像我講的我當兵時的那個朋友，他不會想到說我把我的小孩放在家裡看電視，我就已經引狼入室，會有人來決定、改變他，他想到的都是老師。所以我今天後面要講的另外這一小段的前提就是，我站在老師必然要背這個黑鍋的前提底下，我們才進一步去問，所以在學校教育裡面做為一個老師，除非你有這個本事，你可以從你自己內心，一直到跟校長、跟教育局跟家長溝通你撇清責任，「哪些是我的喔！哪些不是我的喔！」除非你能做到這樣，不然顯然今天我們做老師的人，你們多了一個義務，不在你們以前受師範教育時給你們的東西，可是你必須認了。認什麼？今天如果你不了解媒體如何改變你的小孩，你不可能做一個稱職的老師。你如果不了解媒體是什麼、媒體如何在運作，你就是等於開門讓另一個東西來改變你的小孩，最後你自己做一個混蛋。
媒體是一個很大很大的題目，以我的能力和我的時間，沒有辦法在這邊跟大家做那麼詳細的說明，可是至少有個東西我可能稍微說明，那就是「新聞」。我希望能說服大家，任何一個做老師的人，你今天多了一門你在師範教育時沒有要求你的東西，你非得認真的研究台灣媒體，尤其是台灣的新聞媒體，你才有辦法做一個好的老師，做一個稱職的老師，至少做一個不要背那麼多黑鍋的混蛋老師。媒體尤其是新聞，一直到今天，我相信給很多的老師很多的困擾，我知道絕大部份的老師不會獨斷到告訴小孩、家長說：「你們不要看新聞呀！」那很麻煩耶！你要把小孩教育成一個封閉、反社會的一個小孩。新聞過去在教育上被視為一個正面的能量、力量，所以今天當它有任何負責的影響的話，他可以影響得最快，影響的最深。
我們應該這樣講，如果你們要對新聞有概念，或是說站在教育的立場，我希望有兩件事情可以跟大家溝通，第一件事情，我認為你們應該了解，你們要清楚的認識，台灣今天的新聞是怎麼創造出來的。我們在教育的過程中我碰到很多中小學老師，他們碰到的問題是，他們習慣拿新聞內容當起點來跟學生討論，我一直都認為這樣是不對的，這樣是不夠的。比如說今天有一條社會新聞，一家人集體自殺，你說：「我要拿這個當教育內容，去跟學生討論什麼什麼東西。」這是我們過去的習慣，我們認為它為什麼不對或為什麼不夠呢？因為依照我的判斷，這裡面有百分之五的機會，這整件事情根本沒發生過，它很可能是假的新聞，還有百分之二十或百分之三十的機會，你所看到的新聞標題跟新聞內容是兩回事，還有百分之四十、五十以上的機會，它所呈現的東西跟這件事情真正的發生的事實是完全兩樣。換句話說你在做什麼？你在拿一個新聞媒體、新聞機構因為他自己的機構系統需要而去創造出來的一個神話，拿這些東西當作事實去跟你的學生討論，我認為這永遠不可能對。所以我今天要跟大家溝通的第一件事情，你應該要認真的花一點時間去了解，不是新聞內容，而是「新聞內容如何產生」。
新聞內容如何產生它可以講得很細，我在新新聞每隔一段時間新任記者就要被我訓練，我講這個通常要講四個小時，如果我只有十分鐘的時候，我只跟大家講一個東西，我們用一個東西當最基本的標準，這個最基本的標準你們很快就可以認識跟理解。我們怎麼看待一個新聞？我們去看待一個新聞記者他到達新聞現場，他所擁有的處理、整理新聞的時間，你們大概就可以知道新聞可信？不可信？如何相信？我講最簡單的一件事情，只要是新聞記者，他跟新聞呈現之間的距離越短的，那種新聞你們越不要相信。很簡單，我們這樣排下來，第一個SNG，什麼叫做SNG？從我們新聞專業的角度來看，就是新聞記者跟新聞內容距離的時間是零，他到了現場他就把新聞做出來，我老實告訴你，沒這回事，沒有一種東西是我到現場我就可以播報新聞，SNG最大的問題是新聞記者到達現場，他沒有時間去處理新聞，所以我們的SNG百分之九十九是記者去到現場，他已經把新聞想好了，不然他怎麼辦？換句話說，他還沒有到達新聞現場，看到新聞是什麼，他就已經決定他要報導給你們的是什麼，你們敢相信這種新聞嗎？但是我們經常在相信這種新聞，這種新聞它是一個明白公開的造假，是他結構上必然的，我到達現場，我之所以簽SNG車發車單，就是告訴你說這裡要發生什麼事，所以SNG最大的問題是，我已經預見這裡會發生什麼事或我要發生什麼事，這個SNG車的發車單送到新聞主管的桌上，他就預期我到下一個小時要連線的時候，你要給我這個東西。每一個記者都碰到一個最大的壓力，如果我到這裡發現「沒這回事」，或是這個事不是那麼重要的時候怎麼辦？依照新聞的道德跟新聞的專業與倫理，你應該回報說「對不起，我們來錯了」，問題是今天基本上沒有一個新聞記者，培養出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勇氣，我簽了發車單然後跟主管說沒這回事，我要回去了，好呀你就回來，回來準備挨罵。第二個是我們的新聞主管，他非常清楚他是一個發命令的人，尤其在SNG的經驗裡，他會出現一個更大的倒反，新聞本來是新聞記者到達新聞現場，回來告訴你發生什麼事，換句話說，新聞現場是主，新聞主管是從，新聞主管是做新聞判斷的人。現在我要把大家統統都當記者，把大家統統都派出去，這裡大概有六十條到七十條的新聞會到我新聞桌上，每一個記者告訴我說發生什麼事。有很多是線性的，他一定要從第一名排到最後一名，為什麼？因為它牽涉到版面，牽涉到你關注的時間，這是新聞主管本來應該做的，可是SNG完全倒反了這個結構，因為我一到現場馬上就要報新聞，我根本不能告訴你說我有什麼新聞，所以是新聞主管決定你到了那裡，你應該報什麼新聞給我。這中間就出大問題了，台灣絕大部份新聞的問題就在這裡。所以第一個，SNG基本上是不能信的，沒有一條SNG的新聞可以看，可以值得相信，我知道這是一個很極端的立場，我到現在仍然認為，如果你從不相信從不看SNG的新聞，對你沒有任何損失。甚至像我作為一個新聞的工作者，我都認為沒有損失，我從來沒有覺得任何一條新聞重要到我必須要去看SNG的新聞記者胡扯，因為這兩者之間所得和所失差太多了。
比SNG稍微多一點時間的就是電視新聞的整點新聞，我們也大概算一下流程，一個記者從拍完新聞現場回去剪帶子到on新聞，四十分鐘的時間，這大概比SNG還要好一點點，他有四十分鐘的時間可以決定加什麼畫面，加什麼聲音，這個帶子怎麼剪。在這後面，時間稍微長一點點的是晚報，晚報對所有公家機關、所有事情開始發生大概是九點半以後的事情，晚報的截稿最晚最晚是一點鐘，一個晚報的記者平均大概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可以去寫新聞，可以去處理新聞。可是晚報在台灣有一個非常驚人的重要性，那就是晚報基本上決定了當天晚上台灣大量的談話性節目要談什麼。因為談話性節目不可能一直等到要播時才決定，所以他們最依賴的就是晚報，晚報的標題是什麼？屢試不爽，請你們自己去看，每一天你看晚報大概就可以知道汪笨湖要講什麼，陳文茜要講什麼，趙少康要講什麼，李濤要講什麼。所以它的影響力很大，可是這個影響力是合理的嗎？當然不合理。晚報的記者只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去處理這些新聞，而且萬一這些官員的行程延誤或行程比較接近中午的話，等於他當場就要把很多事情記下來。還有一些事情希望你們了解，記者的稿子回到編輯台，編輯要下標，編輯根本不在新聞現場，編輯從看稿到下標，依照晚報大概只有十五分鐘的時間，所以他要藉由新聞記者傳回來，匆匆忙忙寫的稿子下一個匆匆忙忙的標題，所以這個匆忙的結果會讓他們選擇老師說「錯誤的重點」。我們自己跑新聞跑那麼久，曾經參與那麼多的新聞事件，我們又知道電視台的新聞是不能信的，晚報的新聞是不能信的，那裡面太多太多的斷章取義都還不打緊，更重要的是那裡面有很多無中生有，或者根本是張冠李戴。無中生有是當編輯台發現這個新聞沒有重點的時候，他就會去發明一個重點給這個新聞；張冠李戴很簡單，新聞有時候沒那麼了不起的學問，編輯會看錯稿，編輯會誤以為記者寫了什麼，可是記者寫的完全不是那麼一回事。
所以有一個很重要的新聞教育，你大概把幾樣東西比對，例如說同一家報社，你去比對中國時報和中時晚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把今天晚報的題目跟明天早報的題目做對照，今天晚報的報導跟明天早報的報導做對照，你可以看出非常多的玄機。第一個你可以看在晚報那個倉促的還境底下認為很重要的新聞，到第二天的早報不見了，因為那很可能就是假新聞。第二個同樣一個新聞，晚報抓的標題是這樣，為什麼到了早報變那樣？隨便舉個例子來講，我們這種例子滿腦子都是，真希望能把這些垃圾統統丟掉，可是丟不掉，我隨時可以跟你講二十個、三十個例子。例如說前幾天，杜正勝部長，我的老師，去參觀百年國小的展覽，當天晚報報導這篇新聞的大標是寫「杜正勝部長說，我們學哪一國的國語，我們就是哪一國人」哇！這個很聳動呀！因為他看日據時代的課本有漢語課本和國語課本，國語當然是日語，所以杜正勝主張如果學日語是國語，那我們統統都是日本人，這個就可以做題材。我一直在看第二天的聯合報它有沒有這個標題，這標題不見了，為什麼這標題不見了？因為杜正勝當時講的話就不是那個意思，所以等到了早報的新聞時，一個記者到了編輯台，他有更充分的時間去處理時，他就有基本的良心跟基本的規約。所以你們去比對，中國時報和中時晚報，聯合報和聯合晚報，你就會了解晚報是怎樣在運作，晚報是一件多麼可怕、多麼可惡的一樣東西。
第二個你們可以去做的教育的比對，我真希望我們可以活在一個社會大家不需要做這件事情。你們可以仔細的看電視新聞，電視新聞分成幾個要素，一個叫稿頭，就是主播念的那個東西，稿頭就是帶這個新聞，告訴你這個新聞大致是怎麼一回事；接下來會有一個新聞記者準備的新聞帶子；可是新聞從稿頭到新聞帶子到播放的同時，我們會告訴你現在誰在講話，還有標題，它有幾個成份在這裡。你每天只要花十五分鐘的時間，很仔細的看任何一家的電視新聞，你把這幾樣元素湊在一起，看看它有沒有出問題，你每天可以找出幾百個問題，稿頭跟新聞內容不符合，因為主播也沒有很認真看就自己寫他自己的稿頭，或是新聞記者給主播的稿頭被主播改掉，改成錯的東西。更嚴重的是誰在講話不對，明明這裡講話的是楊照，就打成王健壯，多得不得了。標題下錯的更多，明明是金瓜石發生礦災，有五個人被挖出來生死不明，記者是這樣報的，標題就是「金瓜石驚傳礦災，五人死亡」，太多這種例子，你們可以自己去看。所以整個新聞，我們一定要回到那個產製面，作為一個老師，我們可以告訴學生，看到這個新聞的時候，我們可以小心什麼，為什麼這樣產生，也許長期下來，那個新聞用這種聳動的方式在改造我們社會的方法，才能夠得到一點點的防毒，你們可以少背一點黑鍋。
第二個我要跟大家溝通的，除了我們要知道新聞是如何產製的，再花一點點時間跟大家講，這個世界並不是新聞高興怎麼搞就怎麼搞，台灣現在我們誤以為是這樣。新聞有一套對的好的新聞作法，好新聞不是報導說好人好事，整個社會非常和諧，它是有個道理的，這個道理最容易的方法，還是一樣，如果你們給我四小時，講法不一樣，十分鐘要講的話，我們用最快的方式，從西方的新聞史做一個最簡單的review，我們今天所講的這個新聞，不要騙人，完全是西方來的，跟中國傳統沒有什麼關係，所以我們就看西方如何搞新聞。新聞之所以起頭，是因為社會變複雜，生活變多樣，所以每一個人對別人所過的生活越來越好奇，所以為什麼十七、十八世紀前沒有新聞這回事？哪有什麼新聞，鄰居過什麼日子我知道，我阿公過什麼日子，我孫子將來會過什麼日子我都知道，我不需要新聞，所以新聞的前身在西方社會，就是十八世紀的寫實主義小說。寫實主義小說就是你寫一大堆別人如何過日子，工人一看，「喔！原來中產階級這樣過日子」；中產階級一看，「喔！原來沒落貴族這樣過日子」；沒落貴族一看，「喔！原來新興的有錢人這樣過日子」，那裡面就充滿了各式各樣光怪陸離的東西。十八世紀西方的寫實小說是這樣，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中國的晚清小說也是這樣，所以我常常開玩笑說，不要小看那些晚清小說作家，因為他們等於一個人抵一本壹週刊，壹週刊要那麼多的記者才去搞一本週刊，他們自己坐在書房裡面拼命寫，你們如果有人看過吳趼人著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現狀」，每一篇就是一個壹週刊的報導嘛！可是這樣的需求小說家後來沒有辦法繼續滿足，才出現了新聞。所以老實告訴大家，新聞的起頭基本上就是滿足一般人的好奇心，任何越是光怪陸離的東西，越值得報導。所以到現在新聞學的第一課都還是教大家，「狗咬人不是新聞人咬狗才是新聞」。光怪陸離、奇特的東西叫做新聞，因為它滿足好奇心。
可是我們要注意，新聞在西方它是這樣起頭，他不是一路就這樣走下來，新聞走到了十九世紀的末期到二十世紀的初期，它產生了一個典範的大革命，因為美國的關係。美國的憲法規定，三權分立，監督制衡，看起來很棒，我們很多時候也把美國的政治體制當成我們的榜樣，可是回頭從歷史上面看，不要誤以為美國政治的運作，一向都那麼樣的順利。美國政治史上有非常黑暗的時刻，十九世紀的末期到二十世紀的初期是美國政治最黑暗的時候，我只能簡單的講，原來所設計的三權分立的架構，那些開國的元勳們，用盡了他們的智慧，還是有些東西他們想不到。例如他們當時想行政、立法、思法我在制度上讓你們互相卡位，卡得死死的，所以你伸出來的一拳侵犯到我，我就把你退回去，所以這樣的話就不會腐敗，不會墮落，三權彼此互相制衡。可是他們忘了一個可能性，如果有高於三權或外於三權的能力，去控制這三權，把三權從原來的監督制衡變成彼此合作，那就麻煩了，十九世紀末美國的政治所發生的就是這個狀況。什麼樣的力量介入呢？用中文講更清楚，「黑金」。金錢跟暴力結合在一起，綁架了行政、立法、司法。所以原本行政、立法、司法應該互相監督制衡，就變成大家來共享利益。我們今天學校要蓋一棟體育館，六千萬，本來照道理講，當行政部門要有這樣的資源，立法部門就要監督。現在行政部門說六千萬事實上我只需要用一千萬，「怎麼樣？兩千萬給你」，立法部門就說：「好吧！我們就收六千萬」；本來司法部門看到任何風吹草動應該主動介入調查，「沒關係嘛！六千萬我花掉一千萬，給人家兩千萬，我還有一千萬送給你」，你再收了這一千萬。好吧！那我們大家都很快樂，但是什麼東西受到損害？公共利益受到損害。所以那是美國政治最黑暗的一個時期，三權非但互相不監督制衡，三權變成黑暗的一個大共犯。怎麼辦？我今天作為一個新聞工作者，我知道我有偏見，因為我的身份、我的工作的偏見，我認為這個偏見也沒有太嚴重，我可以這樣說，是新聞的改變，新聞典範的轉移救了美國。為什麼紐約時報這麼重要？因為紐約時報就是那時發動新聞革命最核心的一個力量。
泰吾士報是現代新聞的起點，可是現代新聞標準的制定者，毫無疑問，紐約時報。他們怎麼救美國？很簡單，今天你們要這樣勾結把六千萬亂搞，我只要做一件事情，我讓你們彼此之間在幹什麼透明化，新聞只做一件事情，它讓在私底下，與公共利益相關的事情透明化。所以為什麼新聞叫做第四權？因為你必須要有這第四個權利把三權彼此之間的互動披露出來，這個三權才會回到原來的軌道上面，彼此監督制衡。那一刻開始到三零年代的時候，什麼叫做新聞？就從原來的新聞報導進展到新聞學或是新聞專業。新聞專業就建立了一個非常明白的概念，這個概念我相信應該可以說服你們，最簡單的一個概念，新聞跟新聞記者是一種特權，什麼樣的特權？我經常訓我們家的記者，我說：「你一定要記得，你當一個記者，你就擁有發問的特權。」什麼叫做發問的特權？今天有一個人走進來，看到校長就跟校長說：「校長我有一個問題，你們學校的預算為什麼是這樣用？」校長：「你是誰呀？為什麼你要問我這些事情？」你可以不回答的。或是今天`有個人打電話到台東縣教育局說：「我現在要找局長！」再笨的總機一定都會說：「你是誰？你找他有什麼事？」「我要問他一些問題」，你會不會接過去給他？不會嘛！可是今天如果他打電話進來說：「我是新新聞的某某某，我可不可以請教局長幾個問題？」總機會趕快去問局長說：「有記者耶！有記者要問問題」從這兩件事情你們可以了解，這兩個人可以是同一個人。那時我們去堵林信義副院長，我問我們的記者，今天你擠在副院長的旁邊說：「副院長副院長你告訴我，台灣經濟的未來到底該怎麼辦？台灣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什麼？」副院長會不會回答你？他馬上叫隨扈把你綁開嘛！我說：「你們一定知道你們該怎麼做嘛！」你們一定衝上去，先講：「副院長，我是新新聞記者黃白雪，可不可以問你台灣的經濟政策到底是什麼？」他聽到你是記者，他甚至不會看你的名片，也沒辦法查你的ID，他已經必須感覺到他有那個壓力，我不能把你當一般人把你推出去，我至少必須敷衍你幾句回答你的問題，我說：「同樣都是你黃白雪，你有沒有新聞記者這四個字頭銜，他的差別這麼大，所以新聞記者當然是一個特權呀！」那我們就要回頭去問，為什麼我們要給新聞記者這種特權？為什麼要給新聞記者這種特權讓他高興問誰就去問誰呢？為什麼每一個人看到新聞記者就覺得我有回答的義務？我們不會平白的把一個權利交給一個人，任何權利的交予，一定表示這個社會希望你盡到什麼樣的義務，或做到什麼樣的責任，達到什麼樣的功能。一九三零年所建立起來的美國正統，它的道理清楚明白，因為新聞記者所面對的，他要監督、報導他要試圖使其透明化的這些對象，都是有權利的人。因為你要面對這些有權利的人，所以新聞記者也應該有權益，不然你怎麼面對這些你要監督的對象？這個道理再簡單不過，可是這個道理我們再回頭看，我們就可以了解為什麼台灣今天有這麼多這麼多的新聞是不對的新聞？因為今天新聞記者他佔用了這個社會所給他的特權，他沒有在盡他應盡的義務，所以你們也就應該知道新聞有些最基本、永遠不應該改變的。比如說，新聞記者我們給你這麼大的權利，你就不應該去跟蹤蕭薔，你就不應該是去管誰跟誰在哪裡，有還是沒有上床？很簡單嘛！新聞最根本的一個意念叫「議題」，議題聽起來很學術，很抽象，最簡單的話，「干我屁事」！新聞記者我們給你這個特權，你要去把跟公共利益有關，跟我們有關的事情保障其透明化，這才叫對的新聞，這才叫好的新聞。如果新聞沒辦法這樣做的話，新聞記者跟新聞單位憑什麼給自己這麼高的地位？跟憑什麼要求這麼高的權利？這兩樣東西永遠都要符合的。所以新聞學三個層次都有很多的學問，可是降到最根本，還是在於權利與義務的相符合。新聞記者所擁有的權利，是你們每一個人所給他的，是這個社會共同共認所給他的，所以他就不應該濫用，問題在哪裡？問題就出在今天絕大部份，除了比較辛苦比較倒楣的新新聞記者之外，台灣絕大部分新聞工作的同業，從主管到第一線的記者，他們不懂我在說什麼。
我為什麼特別要跟我們的老師們講這些東西？因為我還是相信，這個社會付予你們那麼大的責任，可是你們沒有大的力量改變媒體？不是！你們有力量、有機會改變媒體，如果你們願意支持兩件事情。第一個如果你們如果願意多花時間了解對的新聞應該怎麼辦，如果你們願意很清楚的去整理去反省，在那個對的原則底下，台灣今天的新聞出了什麼樣的問題，如果你們願意把這兩種知識，每一天每一天藉由你們在老師這個位置上的影響力，去告訴你們的學生，慢慢的這個社會，我們還是可以在這個位置上多做一點事。我們想像的比較短期的，只要你們多說幾句，總會有小孩興沖沖的回去告訴爸爸媽媽說：「這個新聞不要看，老師說這個新聞不是這樣」哇！那個爸爸可能很氣，可是沒辦法，老師說的。更長遠的，這是我的夢想，十年、二十年，如果我們有這麼多的老師，每一個人有幾個老師他可以不管在任何一個地方在任何時刻，他教給他的學生什麼叫做新聞，新聞是一個怎麼樣理想的事業。讓將來我們每一個小孩長大的過程當中，新聞工作這件事情就跟作為一個鋼琴家一樣透徹明白，沒有任何一個學生在他長大過程中會認為鋼琴家可以不彈鋼琴，鋼琴家可以不練鋼琴，他對這整個行業非常清楚，等到他選擇他還要做這個行業的時候，他就會變成這個行業裡面對的人。你們的影響十年二十年後，或許就可讓像我們這樣的人在這個行業裡不要那麼樣的寂寞、那麼樣的辛苦，不要每一天我們都希望說：「come on，我們為什麼要在這種地方做事？我們為什麼不能到紐約時報做事？」不會讓我們每天這麼寂寞。到那個時候，我也相信，長遠來看，這個社會會因為你們多做一點點讓自己少背混蛋黑鍋的努力，而變得好很多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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