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引用自‧中時電子報2008/03/18

【文/楊照】

台灣史不只可深,更是可廣。四百年中,台灣從來沒有離開過各種文明力量輻輳交會的位置,只要我們回到台灣歷史本位的誠實立場上,那麼從台灣看出去,看到的範圍,非廣非遠不可。

最近閱讀孫大川為卑南族的音樂家陸森寶(巴力瓦格斯)新寫的傳記,書中提到了一段發現的過程。陸森寶一九八八年三月去世,三年半之後,他的兒子在整理衣櫃時,發現了陸森寶親筆寫下的自傳。這份自傳有兩萬字左右,當然彌足珍貴。

「但是,接下來,我們又面臨一個大難題,就是我們看不懂這份資料裡面的內容;因為這份資料是用日文平假名寫成的,可是這不是日語,這是卑南語。也就是說,父親用平假名來拼寫卑南族的語言。……父親這種文章,不但我和二哥看不懂,就連卑南族人和日本人都看不懂,大家都陷入在團團的迷霧之中,真不知應該如何是好?」(陸賢文,「陸森寶親筆自傳.編者的話」)

還好,陸森寶的二女婿,陸賢文的二姐夫能夠藉由日語發音對譯卑南語,才讓陸森寶的自傳內容,得見天日,也復原了一段極其難得日治時期原住民成長經驗的紀錄。

台灣歷史,尤其台灣史料,長期存在於一組高度落差中。一方面在事實上,台灣歷史再複雜再麻煩不過,然而在一般人、甚至學界的印象中,卻將台灣歷史、台灣史料看得很簡單、很單純。這樣的落差,構成了研究、理解台灣歷史最嚴重的傷害。

沒有經過檢驗的假定

二十多年前,我在台大歷史系唸書,系裡有很明顯的知識學問排行觀念。有些歷史比較難,有些簡單些。因而有些歷史地位比較高,有些就比較低。最難最高的是西洋史,還有思想史。外語能力要夠強才能攻西洋史,頭腦夠清楚才有辦法涉入思想史領域,如果能做西洋思想史,那就會被視為人上人。

反過來,最是地位尷尬,最是乏人問津的領域之一,是台灣史。為什麼對台灣史興趣缺缺,除了那個時代大中國主義教育概念作祟之外,還有學問學術上的偏見。覺得台灣史太短,而且太簡單,有什麼了不起的題目可做的?

和中國歷史相比,台灣史很短,沒話說。中國歷史的來龍去脈,動輒一兩千年。一般接受的斷代概念中,「現代」之前的「近世」,從宋朝開始的。那是西元第十第十一世紀的事,離台灣開始有史可載可討論可研究,還有四五百年。再怎麼勉強,台灣島嶼歷史的起點,頂多只能上溯到西元十五世紀。

有問題的是,因為時程短,就想當然爾將台灣歷史看得簡單、無聊的先入為主概念。很多人都以為,那麼幾百年能發生多少重要的事呢?有什麼我們現在還不知道的嗎?荷蘭人來了,被鄭成功趕走了,鄭成功早死,在他兒子手中喪失了明鄭據點,台灣被清廷佔領。然後就是甲午戰爭,然後就是馬關條約。台灣歷史,清楚明白。

我也曾經一度以為台灣歷史那麼清楚明白。但是週遭發生的事,看到讀到的資料,慢慢動搖了這個原本沒有經過檢驗的假定。

二二八與原住民

第一件事,是因為家族的悲劇記憶,重新認識「二二八事件」,也重新認識了我無緣謀面的外祖父,以及他那個世代的台灣青年。外祖父成長於日治下的「國語家庭」,日語不只是他的「第一語言」,甚至幾乎是他的「唯一語言」,連台語都不太會講,更沒有接觸過中文的外祖父,為什麼戰後短短兩年後,會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成為團部的地方幹部,因而在「二二八事件」後的「清鄉運動」中慘遭殺害?那樣的「三民主義青年團」,到底是什麼組織?

家中長輩的記憶,無法用簡單的歷史敘述解釋,更不能抹煞。歷史與記憶對不上頭,我們沒有資格、沒有權力取消記憶,當然只能檢討歷史。

第二件事,是在解嚴前後,重新意識到台灣原住民遭受到的殘虐待遇。他們不是天生次等的「山地人」,他們當今的痛苦,包括酗酒問題、賣淫問題,是漢人霸權與扭曲式的經濟分工造成的結果。為什麼他們在現代發展過程中,付出了格外昂貴的代價?根本原因在──他們有不同於漢人的文化與社會組織,卻得不到尊重考量,加上勢單力薄,所以就受到了最無情的破壞與傷害。

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不能用我們習慣的概念架構來理解。我們需要放掉放開本來對中國、漢人、台灣的認知,才有辦法接近這個島嶼最初的主人,看到這個島嶼角落裡的現實面貌。

一九八七年離開台灣出國後,到了美國有幸能夠接近使用一個藏書與管理都很傑出的圖書館──哈佛大學燕京圖書館。在燕京圖書館,我找到了周憲文先生主持編撰的「台灣史料叢刊」,花了兩三年的時間,將「叢刊」內的書籍,差不多都翻閱瀏覽了一次。

「台灣史料叢刊」的奇蹟

到今天,我都還認為,「台灣史料叢刊」是個奇蹟。五○年代後期,國民黨官方一心一意要反攻復國,怎麼可能對台灣、台灣史有什麼樣的興趣?官方沒興趣,貧窮環境下,民間又怎麼可能有任何資源?那是台灣史台灣史料最沒有機會的時代,然而周憲文先生竟然能利用台灣銀行研究室的力量,安安靜靜地收集了這麼一大套史料,同時還翻譯出版了一大套西方經濟學名著。

「台灣史料叢刊」絲毫不含糊地展現了台灣歷史的真實本質──其複雜及多元性。與台灣史事相涉的紀錄,不只多,而且多樣。要了解荷蘭人,不能光靠中文記載,必定要參看荷蘭人自己的一手文件。這些文件,用的是現代荷蘭人都讀不懂的古荷蘭文。荷蘭人會在台灣發展,是他們遠東貿易擴張策略中的一環,而遠東貿易擴張,又和同樣具有野心的其他歐洲國家互動拮抗形成的。於是,十六十七世紀的台灣史,必須經過巴達維亞的荷屬東印度公司,經過西班牙、葡萄牙殖民運動史料,才能進行刻劃。

不只如此,那個時代活躍於台灣海域的「海盜」,身分、關係非常曖昧。鄭成功的父親鄭芝龍,和其他「海盜」們過從甚密,又曾經擔任過荷蘭人的通譯。鄭成功的母親來自日本平戶,而平戶出發的朱印船,既是「海盜」劫奪的對象,卻又常常是他們聯盟的夥伴。這種情勢,不可能簡單用「海盜」、「倭寇」概念輕輕帶過。

關於早期台灣的紀錄描述,有許多不是以漢文寫的。有來自歐洲各地旅行者的遊記,有傳教士的回憶,更重要的,還有日本統治初期進行的各種實況調查。這些描述紀錄,因為用了不同的語言語彙,所以能夠留下漢語無法貼近形容的景況。

綜合這些非漢文紀錄,我們眼前浮上的台灣歷史樣貌,大不相同。例如,我們明瞭了漢人最早來到台灣定居,其實是由荷蘭人招募的。荷蘭人開啟其端,決定了台灣後來農業系統,不同於中國大陸的性格。台灣的農業,幾百年來,不是以自給自足為目的的,而是帶有強烈清楚的商業動機。雖然以農業為主要經濟活動,但台灣農業內在的商業性,卻在這個社會種下早熟發達的貨幣與數字基本概念,不同於中國大陸。

艱難的歷史領域

透過「台灣史料叢刊」,台灣史在我心目中,翻轉成為最艱難的歷史領域。研究台灣歷史,必須具備的學術條件多麼嚇人!不了解西方大航海時代以來,到「發現東方」的種種爭議思考,以及歐陸國家的帝國主義競逐活動,不可能理解台灣史為什麼在十六世紀突然開始,不可能理解台灣與周圍海域變化的關係。

不了解中國明朝後期朝政困頓產生的沿海社會組織變化,就無從準確掌握十七世紀台灣成為遠東航程中心時的漢人活動。要弄清楚這時期變化,還需要同時研究日本幕府政治影響下的對外關係,尤其是接觸到葡萄牙人、荷蘭人,「蘭學」興起後的精英與庶民態度。還有作為對外聯絡港口,平戶與台灣之間的往來模式。

進一步看,不能使用日文資料,就無能對日治時期台灣充分認識,但還不只如此。光懂日文都還不足以進入日本人對台統治的核心問題。讓我們別忘了,台灣是日本現代化發展中,拿下的第一個殖民地。馬關條約取得台灣時,日本人對於如何經營殖民地,還沒有明白的概念。一度甚囂塵上的主張,是將台灣賣掉,馬上可以得到財政補充,還不必傷腦筋經營台灣,更不必投資建設管理台灣。

日本人之所以經營台灣,最大的理由:其他西方列強都擁有殖民地,而且都從殖民地獲得了龐大的利益。統治台灣過程,日本人不得不積極學習西方的殖民做法,轉手西方殖民經驗。台灣的命運,操持在日本本土的政府、國會討論中,更間接操持在日本人理解、想像的西方帝國主義策略。

台灣史可深更可廣

日本人不只跟西方人學帝國主義野心,他們還學很多別的東西。日本人學來的西方事物,構成了明治時代的特色,這些事物又透過殖民結構,進入台灣,成為日本統治中很重要的一部份。

西方事物和日本文化的混合,再加上台灣本土的折衷變化,構成了那五十年台灣歷史的主軸。光是要搞懂五十年殖民經驗的真實面目,我們就不能逃躲對於十九世紀西方文明的基本研究,對於明治維新給日本帶來的衝擊,換句話說,西方浪漫主義與日本浪人的騷動,都是我們研究台灣歷史必要的背景知識。

這是多麼困難的學術題目!如此牽連廣泛、向度龐大的領域,不可能靠少數人撐起來,無論那少數人再怎麼聰明,再怎麼有才華。我重新認識的台灣史,迫切需要有效的分工,不同的人分頭去準備不同的智識工具,擴大蒐集相關史料,提供足夠堅實的背景解讀史料,才有辦法慢慢將一個個時期的台灣史講清楚,進而可以有精采的詮釋解釋。

台灣史每一個時期,每一個課題,都不簡單。都可供深挖找出獨特的意義來。理由無他──一個在十六世紀興起的海島,牽涉在遠東貿易中,又先後被大陸內向性的中國和海洋外向性的日本長期統治,這樣的經驗,真的很特殊。

台灣史不只可深,更是可廣。四百年中,台灣從來沒有離開過各種文明力量輻輳交會的位置,只要我們回到台灣歷史本位的誠實立場上,那麼從台灣看出去,看到的範圍,非廣非遠不可。(上)


尋找新的台灣史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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